大宋帝国风云录- 第510部分

“那么，手工业呢？手工业的发展能不能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本朝手工业包括造船业、矿冶业、兵器业、织造业、制瓷业、制盐业、制糖业、造纸业、建筑业，还有酿酒、漆器、金银器等等，很显然，手工业的发展完全可以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真正财富。”

第二十一章　土地制度乃根本

“农工商并重？”李虎马上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

“对。”范直昌说道，“我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商贸发展来带动手工业的发展，以手工业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促进中土财富的增加。中土财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就掌握了主动，就可以让王国、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继而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达到国富民强这个最终目标，如此一来，我们的变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变革策略应该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不但摆脱了‘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也缓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之间激烈利益冲突，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朝廷的变革稳步推进，确保中土国力迅速增强并完成统一大业。”

李虎陷入沉思。

范直昌的变革是全新的，是他在书上没有看到过的，也是历代变革先贤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办法。

范直昌则滔滔不绝，继续（“文）阐述自（“人）己的变（“书）革策略（“屋）。这一次，他说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赋，说到了国之根本。

“从历史上来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土地兼并也是最严重的时候，土地兼并造成百姓无田可耕，百姓无法生存了，于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却不是因为无法生存。本朝为防止难民暴乱，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乱寥寥无几。”

“立国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前几年宋江起义，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腊起义，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河北起义，还是政策原因。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官与民争利。朝廷为了增赋，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这些人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

“王荆公变法，因为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扰，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为所欲为，结果官逼民反。我们变革，也是一言堂，同样没有对手，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但危险性更大，稍有错误，必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帅和朝中大臣在变革的时候充分总结了文荆公和蔡京变法失败的教训，尤其在财经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愤，但到目前为止，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但效果不明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步子迈得太大，失败了；蔡京主政后，步伐不是迈得太大，而是打马飞奔，结果一败涂地。”

“两人失败的原因，归究起来都是一个，财经制度改革的失败。本朝赋税两大块，田赋，就是土地税，在乡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税，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诸如身丁税、官田税都有限，要想增加赋税收入，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

“本朝土地税是两税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确保田赋不减。”

“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发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第二十二章　声讨范直昌

范直昌至此把他的变革思路说得很清楚了。

本朝赋税收入来源于城市和乡村，来源于土地制度和公商制度。土地制度和田赋是国之根本，不能改，而且从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也没有修改的必要。工商制度和商税随即成为本朝增赋的重要途径，而本朝的工商制度尚不完善，商税还有提高的巨大空间，这是财经制度改革的重点。

土地私有化制度造成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造成国家动荡，本朝为此要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资源优化机制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来平衡和缓解这种矛盾，以此来赢得民心，稳定王国。

本朝的变革目标是国强民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除农业以外的其它行业中去，而大力发展工商业是第一选择，以增加国家总财富；其次就是合理分配财富，而合理分配财富是建立在总财富的增长基础上，并用商税调节等各种手段让国库增收，确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同时维护官僚富豪和商贾的利益，竭尽全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国祚。

“总帅下令召集西北、川蜀、荆湖、京西、中原各地巨商富贾到长安共议变革大计，的确是一招妙棋，可以让朝廷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财经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同时也能得到大量的援助，并利用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迅速稳定各路州府。”范直昌称赞道，“总帅高瞻远瞩，非同凡响啦。”

“我请他们来，不会是想打劫而已。”李虎笑道，“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思路大开，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

“王荆公也好，蔡京也好，变法的最大对手就是官僚富豪和巨商富贾。”范直昌说道，“文荆公被他们打败了，而蔡京上台后，实施雷霆手段，先是把元佑党人踩到了脚底下，接着又连续颁布榷茶制度、修改盐法、滥放钱引等一系列财经新政，让各地富豪商贾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川蜀商贾，因为被蔡京强行实施‘钱引’制度，其损失之大更是惨不忍睹。总帅主政后，马上废止了蔡京推行的那些新政中的蜕变部分，赢得了各地富豪商贾的称赞，尤其是川蜀商贾，更是对总帅感恩戴德。”

“总帅只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赢得这些富豪商贾的信任和支持，不但变革可以顺利推行，还能迅速稳定地方形势。”范直昌神色凝重，语气非常诚恳，“从目前形势来看，总帅必须摄政，否则没办法安抚虎烈诸将，但总帅独自摄政，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地方上极有可能发生叛乱。这时候，总帅如果能让这些富豪商贾心甘情愿地拿钱拿粮出来帮你打天下，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虎用力点点头，对范直昌非常感激，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旋即觉得多余。有了范直昌这番话，变革大计中的最核心最关键部分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份功劳太大，几句感谢的话已经难以表达。

六月十一日上午，李虎召集宰执大臣、东西两府和御史台主要官员，听取范直昌在财经制度上的变革策略。

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过去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在变革思路上都是“开源节流”，但他们的“开源”实际上还是在一块大饼上做文章，说白了还是“节流”，而范直昌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的财经制度是创造财富，是做大饼，是增加总财富，把资源优化和财富分配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把大宋的财政危机当作一场洪水来比喻，那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革就是筑堤围堵，而范直昌的变革则是疏通分洪，这两种变革的后果一个是激化矛盾，一个则是缓和矛盾，其执行的效果当然大相径庭。

中土是个农耕王国，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超过了九成，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这九成人口中至少又有九成是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宋的所谓富裕，正是由不到一成的人口占据着整个中土绝大部分财富而形成。

同样因为土地兼并，农耕技术发展很快，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因此田赋是大宋赋税收入的绝对大头。这也是变革者们总是把增赋的目标牢牢指向土地的原因，但物极必反，当蔡京、王黼之流把农夫们榨干吃净之后，河北山东的大起义也蓬勃而起，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可见，这条改革的路走到头了。

大宋的城市人口在历代历朝中是最多的，超过总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约三千多个城镇里，这些城镇里集中了工商业和其它行业。以商税来统计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为最，每年的商税收入都在四十万贯以上。每年商税收入二十万到四十万贯左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