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20大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20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桶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而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厂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事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会后，我帮助陈伯达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共产党的议论。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小平同志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人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官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些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独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上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上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苏波关系恶化
1956年10月20日上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我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他在“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8日曾打电话通知我，要新华社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从这一天起，我布置新华社社长办公室、参考资料编辑部、国际部、对外部一天24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然后译出，打清样送中央领导同志。
20日我得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通知后，马上到参编部去了解当天收到的最新消息，下午3时提前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部分到会外（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我列席。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汇报当天上午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时会上议论纷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中央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我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个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