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半个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лa”！“лa”！迅速退走。
最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20日整夜，我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
从这时起，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主席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常委决定派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于22日前往，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22日晨即乘苏方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总理都同代表团通电话，代表团也来电报告会谈进展情况。每天毛主席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即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这就是我国政府于11月2日发表的声明。
匈牙利事件
然而，无独有偶，国际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正当苏波两党在我党从旁劝说下趋向和解之际，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从10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我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议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境苏军。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召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别电告我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地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当时仍坚持要撤退驻匈境苏军。第二大，11月1日，赫鲁晓夫同志在送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少奇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会主义。在我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年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
11月2日晚，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北京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汇报。我在南苑机场参加迎接代表团后就直奔颐年堂。这次会议同几次会议的严肃紧张完全不同。整个会议过程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少奇同志首先汇报赫鲁晓夫送他去飞机场路上在汽车上的谈话和上飞机前热烈的欢送场面。然后，他和小平同志着重谈了访苏10天的观感。
少奇同志指出，这10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大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因代表团长途飞行劳累，毛主席宣布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酝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月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
会上，周总理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总理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20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后，我们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大家还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做出决议。我们已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交代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要我们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11月10日至15日举行）之后再议。
在二中全会期间，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到政治局常委休息室去，毛主席正同常委议论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11月11日），胡乔木也在座。毛主席叫我要新华社把铁托的讲话全文译出来（当时在《参考资料》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道），并要胡乔木和我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大肆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并号召把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从11月2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两边小会议厅。在毛主席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小平同志，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少奇、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我坐在最右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书桌。一般都是10人左右。这些常委会，朱总司令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不参加。（林彪那时还不是“八大”选出的常委，没有参加，1958年5月五中全会增选为常委后，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常委会议。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的常委会议上，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认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对。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两台锣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攻击苏联，共产党内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联帮助匈牙利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发生动摇甚至变节。这些是坏事。但是坏事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点好处。一旦思想混乱得到澄清。动摇分子吸取教训，变节分子离开了党，党的队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大家还认为，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毛上席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政性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得，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主席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办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这时毛主席以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处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同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逐步把问题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