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四月的批评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10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10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
四点改进意见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送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详情见我写的《五不怕及其他》一文，附后。）
第四章 批评“反冒进”
南宁会议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他，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份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目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小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搞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