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3 月17日，双方都在整顿部队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只是在两翼常发生局部性的战斗。新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都陆续来到。疲惫的各分队被调去休息，并由其他分队接替。进行了战斗侦察。有几份落到我们手中的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曼尼奇将军及其参谋长费拉里斯曾企图用这些命令鼓励士兵的士气。例如，其中载有这样的话：在“十五年的法西斯时代，”初级指挥人员受到了只顾自己和和平主义思想的毒害；士兵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多；“伤员”的绷带下面没发现伤口；“俄国的坦克不会施魔术，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还在淋雨的时候，国际战士也不会在饭店进餐”，等等。
俘虏和投诚者提供情况说，意大利的指挥官神经过敏。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每次侦察搜索都当成是转入反攻，把每次炮击都当成是开始炮火准备。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部属。只有狂妄的法西斯分子还在叫嚷要“进入”马德里。而大多数士兵指望能顺利地进行防御，已经不作“在马德里的凉台上休息”的幻想了。
瓦达拉哈拉战役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军事顾问拟制并向国防委员会提供的打败法西斯的计划，仅仅是以现有部队为基础的。计划的内容就是对意大利部队实施一系列连续突击，各个歼灭意大利远征军团。这就排除了建议对部署作重大变更的方案，并导致决定加快战役的进程。
起初的建议是以几乎得到全部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最强的共和军各旅的突击，粉碎布里韦加集团，随后从东面佯攻布里韦加而从西北包围该城。尔后，突击集群急剧改变进攻方向，并沿法国公路从南面同时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利托里奥”师的退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完全恢复到意大利部队进攻前的态势。这种企图使共和国有可能用较少的兵力打败意大利部队在这里的优势兵力。方面军领导未加修正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提出的条件是三天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想以后从瓦达拉哈拉抽调部分部队去哈拉马河和埃尔帕尔多。
3 月19日开始了反攻。3 月20日共和军追击退却之敌，截至21日日终前，战役实际上已告结束。当利斯特尔指挥的师退下来休息时，沿途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胜利者，首都的工人代表团来到各个部队，向官兵们转达了劳动人民兄弟般的问候，并赠送了礼品。
据报道，法西斯将军曼奇尼、他的两名师长和一些旅长被撤职，而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则一改腔调大喊大叫，要“复仇”、“为自己恢复名誉”，等等。可是在1937年春季，他们在这里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瓦达拉哈拉的惨重失败终于产生了影响。“瓦达拉哈拉”这个词已成为家喻户晓，正如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杜阿村和卡波雷托城遭到惨败，当时被写进两地的地方志一样，而被载入了史册。
上述战事也引起了法西斯营垒内部的隔阂。俘虏供认，1937年春，西班牙叛军的军官拒绝在街上或饭馆向意大利军官打招呼。最初大量刊登摩洛哥部队消息，后来又大量刊登墨索里尼志愿兵消息的佛朗哥报刊又改变活题，转而吹捧起佛朗哥的新“近卫军”——纳瓦拉部队来了。叛军司令部暂时放弃攻占首都的任何企图，转移到北部作战，而在北部的比尔巴鄂和桑但德地区，共和军只驻有战斗力较弱的几个旅。德国人肯定马上就会利用意大利影响下降这一点。这是后来在意大利部队非常紧张地撤退时才弄清楚的。3 月20日，佛朗哥同希特勒的使者签订了关于扩大德国对叛军援助的秘密议定书。
目前共和国必须利用瓦达拉哈拉的胜利，以便在其他战线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但卡瓦列罗政府不这样做，而是再次搞反对共产党人的阴谋。后来在巴塞罗那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机会主义分子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让步和以胡安·内格林为首的新政府上台。在他任期内，人民阵线得到了巩固，而马德里前线，在布鲁内特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正在展开时我已不在那里，关于战役的过程我是从报上得知的。
我返回祖国的日期到了。西班牙的同志与我热情告别。共产党员的握手是极其热烈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我们讲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话。帕西奥纳丽亚的微笑，我使劲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与共事的朋友们的拥抱……临离开巴伦西亚之前，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斗牛表演，使我见到了闻名的斗牛的情景。此后，西班牙海岸被烟雾遮住，消失在地中海的远处……
我高兴地意识到，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我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表彰1936年秋保卫马德里和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建立的功绩，授予我第二枚红旗勋章（我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是由于在喀山战斗中立有战功），为表彰我参加粉碎瓦达拉哈拉附近的意大利远征军团而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祖国你好！同沙波什尼科夫在一起。什么是总军事委员会。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的安全。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什特科夫……建设，再建设！边境加强戒备！
1937年6 月1 日，我坐火车从法国出发途经德国和波兰回到了祖国。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一个特殊阶段——战前四年的生活。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占据过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委任给我的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总参谋部工作和在军区担任高级职务；参与在1939—1940年期间巩固苏联西北边界和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第一阶段中加强整个我军实力的措施的落实工作；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
就当时我所感到的紧张程度而言，只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堪与这四年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苏联党政活动家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并受益匪浅。他们教会我不仅要以一个军人，而且要以一个高级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我在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党政机关怎样决定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怎样提出和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过程中，学习了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习了首先从全国的利益出发，从大处观察这些事件的方法。
那种认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从上到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在靶场上准备投身与真正的敌人战斗的红军战士，在机床旁制零件的工人，为祖国收集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研究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学者，以及在机关统计日常收支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以前我从未这样尖锐地感觉到，我在委托给我的岗位上所做的准确无误的工作，也在某种尽管是有限的程度上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幸福。于是，当我更强烈地感到我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时，就怀有更大的感激和崇敬心情回忆起那些引导我步入社会的人们。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面前展示了生活的真正道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老同志和朋友们向我传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回忆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些还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而劳动着，而有些则已不在人世的一个个饱经风霜的面孔：米科夫凸起的前额，奥什马林塌陷的面颊和小胡子，戈沃尔科夫颧骨突出的脸，斯捷平刚毅的眼睛，乌博列维奇的英俊容貌……
1937年6 月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我在离别9 个月后又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很快，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部部长A ·C ·布林通知说，我被任命为B ·M ·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
同沙波什尼科夫一起工作和受他直接领导是很荣幸的，然而也是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沙波什尼科夫被看成是司令部工作的“长老”。当时，他已在总参谋部里担任了大约二十年的领导职务，按其功绩来说，堪称苏军司令部的著名专家，因此我非常不愿意让他看不起自己。他把以下两件事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各司令部应最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具有司令部工作素养。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发挥早在д·A ·米柳京和H ·H ·奥布鲁切夫任职时就存在于俄国总司令部活动中的，以及后来在苏军机构——全俄总司令部（1921年前）和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前）中提高到现代要求水平的所有那些优点。正是他和其他著名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一起，全力以赴地彻底实现了M ·B ·伏龙芝关于建立和发展“强大而灵活的无产阶级国家军事理论参谋部”的遗训。
我担任新职后，回想起我是怎样在熟悉了и·П·乌博列维奇的著作并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直接首长的思维方法和习惯行动方式后，得以轻松地和他接触的经过。当然，在长期的司令部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地查阅过有关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专著，譬如说H ·戈洛温著的《总司令部勤务》或ф·马克舍耶夫著的《俄国总司令部》。在莫斯科与乌博列维奇共事时，我对当时刚刚问世的B ·M ·沙波什尼科夫的三卷集《军队大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我决心再一次仔细地研究这部著作，而且就象生活中所证实的一样，这将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这个集体中的大多数人我早已认识。它是由有才能和有天才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热爱工作的精神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可以不分昼夜地工作直至完成任务。
我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还兼任总军事委员会的书记。这一职务赋予执行者以重大的责任，此外，还要求有主动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很好的体力，这是因为它的工作常使人感到疲劳。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一星期举行二至三次。通常，在会议上要听取各军区司令员或各兵种司令员的汇报。
总军事委员会包拾八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人民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对每个研究的问题都作出决定。决定由人民委员批准并呈交给и·B ·斯大林，这意味着，摆在国家面前的任何一个军事或军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直接参与下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决议草案从总书记那里送往苏联政府部门审查并通过，有时作某些修改，随后再送往总参谋部，这时的决议草案已成为必须履行的决议了。斯大林常出席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在晚上邀请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军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到他那里去吃晚饭。在那里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因为斯大林会向军事首长们非常详细地询问各地的形势，问问有什么需要、要求、愿望和缺点，因此他总是熟悉全军的实际情况的。
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时也曾闹过笑话。接受任命后，我等待B ·M ·沙波什尼科夫找我谈话和下达工作指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熟悉情况，而首长总不召见我。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怎么办？可能总参谋长想观察一下我能否发挥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许他有别的考虑。我只是看到应该做点什么。任职的命令既已签署，就意味着我有权开始工作了。我熟悉了情况后，开始召见部属和下达命令。大约过了一星期，部属一个接一个向我报告说，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谁下的命令等等。很快，他召见了我。我向他报告了这些天所做的一切。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无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苏联的国防问题。党中央书记处经常关心红军的状况，и·B ·斯大林常常认真地和几乎是不间断地研究红军的实际情况，据此，我可以不夸大地说，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保障社会主义强国的安全上，放在全国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侵略上。无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内，还是在党、政府和社会活动范围内，任何一项重大任务的解决，都考虑到了怎样把它同巩固苏联的防御能力联系起来，以及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怎样反映在工农红军实力增强的问题上，在我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种重大军事措施的决议，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导致军队建设计划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反之，工农红军方面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要求同样也会引起反应，必定会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任务。
有一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我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1938年9 月，不知为什么，и·B ·斯大林召见了我，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是否感到困难？我回答说，我所担任的职务能使一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政府工作，我的知识和眼界明显地扩大了。当然事实上复杂的事不少。况且，要同时兼顾履行两个职务的责任不是容易的事。斯大林沉思着，然后发表意见说，看来我是对的。一个人长时间呆在这两个岗位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事情确实是不轻松的。我们两人有时都有点急躁。他让我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将任命我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说，看来我是应该担任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了。
不久，我真的接到了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在我出发前，斯大林再次同我谈了话，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胜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提出了他一定要帮助我这一先决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答应给予帮助，并履行了诺言。我在军区工作时不止一次地得到了他的帮助。
古比雪夫州委书记H ·г·伊格纳托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同他保持了很好的工作联系，晚些时候，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我在视察过程中还访问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