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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到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迟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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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伯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入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须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惧。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龛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例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龛佛像，系着红缨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象，藏文幛子和经书。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汀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伯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讨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个空荡档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为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己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象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朋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 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 ）、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棵，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笑，说他们不象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始娘，她肩上至少背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接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 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 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陷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伯干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 ”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零四——一零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璋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杯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 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离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