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 ”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 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人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 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 ？”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入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育为人类求生的又—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来到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相和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 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程于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 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带过镣拷，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 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 ）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全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大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