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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后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多，本望太后待之殊礼。既失所望，殊为怏怏。西历十月，召见。太后请其为己祷祝祈寿。外国使臣亦于十月内在颐和园进见一次。是月二十号，两宫由颐和园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颐和园达西苑。离园时，望见万寿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们去后，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太后坐藤椅内，宫眷五六人及太监数人围侍。至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扶之入轿，照例上香于寺中。太后薨后，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兆，其所上之香，最后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日日祈祷，为太后祝寿，以万寿之期将至也。由此往万牲园。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园，欲下轿步行全园一周，见各种禽兽，为向所未见，极为欣悦，言此后要常来游玩。询问看守者以各事甚详。见狮子尤觉高兴。问监督以各兽所来之地，监督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后曰：“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即转而问其他看守之人。李总管随行，颇以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围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之事，实创举也。有目见当时情形者，言游园之举，全出太后高兴。太后记性极强，言端方由欧洲归，送太后一象，尚有他兽数种。太后以宫中无处喂养，乃议办万牲园，此万牲园发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遂渐饿毙。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满之俸金归国。此事太后深为不悦，曾提及之。又言：“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好。”甚为满意。惟管老虎之人受严重之申饬。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12）
回西苑后，一意轩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日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日。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日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后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日也。翌日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多件。
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日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后帝遂未离寝宫。翌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日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日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后，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后，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日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后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后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日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日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日办理国事之状。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德宗致死之疑案
清德宗之非令终，当戊申十月，已有此传说，盖西后与帝一生相厄，而帝毕竟先后一日而殂，天下无此巧事也。当时群疑满腹，而事无左证。其所以使众且疑且信之繇，则以德宗卧病已久，而医者佥断其不起，事理所趋，一若德宗之死，势所必至，西后之死，转出意外者。其实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当时后党之魁，内为隆裕，外为项城，二者始终握大权，噤众口，故虽易代，亦无人为此孱主鸣冤。迨至民国十年后，故宫易主，项城势力亦渐尽，私家笔记间出，宫女太监，亦能道之，事实始渐露。王小航杂咏中，德宗遗事云：袁世凯入军机，每日与太后宫进奉赏赐，使命往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宫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日以皇上脉案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来未饮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原注下均同：当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用意，不在于方药中置毒哉。）其前岁肃王曾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日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家必自毁，国必自伐，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又云：“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数日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疾来守寝宫，（是时崔玉贵反告假出宫，小德张之名尚微，人不注意也。）上既崩，隆裕仍守床畔，直至春移乾清宫大殓后，始离去，赴太后宫，太后已不能语，承嗣兼祧之事，问诸他人始知之。自上崩至奉移大殓，亲王大臣，以至介弟，无一人揭视圣容者，群臣大礼，盖如是之肃也。吾闻南斋翰林谭君，及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证以他友所闻，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疡崩也，尚杀内监五人，此则元公负？休休有容，粉饰太平，足光史册，虽有南董，无所用其直矣。”小航此言，大致不谬，绎此似德宗之死，死于隆裕之手者。
《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一册（4）德宗光绪载湉（1871—1908）（13）
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著者屈桂庭
前清光绪末年，皇帝久患重病，外国公使等有怀疑其中慈禧太后之毒者，盖外使自拳乱后多恶后而袒帝也。法使馆征得内廷同意，尝派法医狄得氏入宫诊视，知帝确患重症，群疑始解。
时在九月初旬，一日早晨，太后与光绪临朝，召见军机大臣。帝困苦不能支，伏案休息。太后乃谓：“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名医诊视？”庆王奕首先奏对：“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荐西医屈某来看好了。自后不再吃中药，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袁世凯续奏：“屈某系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兼医院总办。臣全家均请其治病，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也是请其诊治的。”继而张之洞与世续两中堂亦陆续奏言家人患病亦请屈某治病，均称顺手。当时军机大臣六人，只有鹿传霖与醇王（即后之摄政王）二人未发言。太后乃云：“中西医药是一样的，但要治好病人便得了。既是大家保荐此人，可请来看看。”庆王复奏可以办到，请定日期。太后乃定十三十四日（此段应对语系事后亲闻诸庆、袁二人者）。
下朝后，余（即文中所云之屈某，本文著者屈桂庭）即得袁之侍从医官王仲芹（余之学生）由电话密告此消息，时余在天津兼长北洋卫生局，以诊治皇帝重病责任重大，在专制政体之下，正俗语所谓“有抄家无封诰”，本甚踌躇。讵不移时，直督杨士骧先后接到袁、庆电话，着余立即赴京。余于是成行，时九月初十日也。到京后先谒见庆王，庆对余谓：“此乃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但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密奏太后。”
时太后与皇帝均在西山颐和园。十四日清晨，庆王带引余觐见太后及帝于正大光明殿。光绪正面坐，太后坐其侧，闻中医陈莲舫、施愚等亦到会诊。太后问余如何诊法？余答：“按西医规矩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太后许可，余即对光绪施用“望闻问切”的诊视工作。余细察其病征有：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但未及细验，不能断定；面色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其人体质本非强壮，属神经过敏之质，加以早年色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彼不禁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闻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泄，且不受补，愈食补药，遗泄愈频。余复问取其尿水携回化验，又开方单以进，并奏明方单是西药，可到外国医院或药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