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高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事了”。普齐又走回他的工作岗位——装裱桌子，他的观众又来了，他们吸烟、聊天。士兵们很高兴，这一切再一次顺利地过去了。
这一天也许能和平地进展到深夜，童话般的故事又在继续了。
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有过许多幸运，但是这么多幸运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们不能为了实现和平而违反所有的战争规定，于是一致同意，从明天开始结束友好聚会，像刚才玩过的把戏太明显了，到一定时候会无法控制的。在无人区，黄绿的军服和灰色的军服混合成一种颜色，无人区是属于大家的。
这对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很合适，然而像“老马”那样视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天英国人所经历的，也许明天德国人也会碰到，至于科堡是否也能在最后时刻侥幸逃脱，有谁知道。波默罗伊知道那些严厉的惩罚，科堡也知道，警告虽然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但内容是相同的：禁闭、军事法庭、死刑。战场上还是应该肃静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难道肯定没有聚会了？这样吧，晚上聚会肯定行，天黑了以后，大本营里的军官先生们不会再费那个劲过来看了。只要大家保持安静，他们也就不来打扰。为了保证也让他们的指挥官留在大本营，英国人让德国人明天无论如何将金鱼放到英国人后面去，作为刚才受命进行夜间巡逻的战利品。科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普齐觉得有点冤，因为他是专业杂耍演员；至于那些金鱼，英国上尉会付他钱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服从命令，他的少尉都已经接受了波默罗伊的建议。
军官们在用英语交谈，他们谈得很融洽，对形势的基本分析，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双方都很清楚，结束阵地战还遥遥无期，因为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好久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了，而且由于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也不会很快就有决定性胜利的。双方的军队都很强，在宽广的战线上粉碎对方的进攻绰绰有余，但是用来最终一举占领对方，军队又太弱。有时只有在某些个别的战区才能做到，有时这边的军队获得几米的土地，有时那边的军队获得几米土地，接着又像鼹鼠一样地挖战壕；然后对方又开始攻击，于是一切再从头来一遍，每次攻击后，有变化的只有一点：躺在双方战壕之间的死者数量。
波默罗伊发现，按他的看法，一年以后的形势仍然会像现在这样糟糕。“明年的圣诞节还是我们部队的人和你们的西部萨克森人，或者说那些还留着的人在这里腐烂。”科堡对这一痛苦的分析表示怀疑，他估计，战争会早一点结束的，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可是，万一他所尊敬的这位敌人说得不错；但愿他们还都活着：“我希望我们俩在下一个圣诞节能再见。”
一年以后，1915年圣诞节以前，在巴塞运河边，波默罗伊已升为上校，成了营指挥官，有1000人听他的指挥，他们的对面还是来自哈勒的萨克森人。这一点英国人知道，因为在一次夜间巡逻无人区时，对面有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从军服上的标志可以看出他是属于哪个兵团的。被俘虏的人不会说英语，波默罗伊不得不通过翻译对他审讯，问他德国的机枪藏在什么地方、狙击手掩蔽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军事机密，必须保密，这个德国兵很有礼貌地笑笑，表示十分遗憾，不能帮波默罗伊的忙，因为在被抓获时，“他失去了短时记忆”。
波默罗伊突然问道，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科堡的少尉，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运气。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俘虏一下子能很好地听懂并说英语了。他说科堡已升为少校，说完就不吭气了，他显然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对面的人是不是去年一起搞停战的那个英国军官？英国人点点头，好像也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波默罗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不化妆的德国人，“你是普齐，杂耍艺人，是我买下了你的金鱼。”
审讯以皆大欢喜告终。杂耍艺人虽然还是在形式上被看守起来，但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向这些看守士兵每教一个纸牌戏法，就可以得到饼干或葡萄干布丁之类的奖赏。正如故事中所写的，他“像一只获奖的猪被喂得肥肥胖胖的”。当平安夜德国人提着灯笼站在他们的防卫墙上唱歌时，这个俘虏在英国阵地上自然地用德文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波默罗伊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走上最前面战壕的防卫墙，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是营指挥官了。他向对面大喊“圣诞快乐”，而且这一祝愿是专门送给科堡少校的；马上返回了“也祝你们圣诞快乐”的答复。双方军官跟一年前一样，在半路上，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他们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没有继续单独待着，但只允许那些在1914年对和平行动已经有了经验的士兵、知道怎么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应留在战壕里，先看看所谓的联谊是怎么回事。明天还有一天的和平，我主耶稣的和平日子。
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