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出自己的活动区域之后，开始败逃；他也是始终使对手感到不安的、势不两立的代表。他也希望在远离旧的恩怨的地方，开辟新的天地。当然，这种愿望注定不能实现，因为他的对手不会放过一切置他于死地的机会，就象他也不会一样。
事实上，外蒙古与乌斯满的关系，确实是复杂又清晰的。
在台湾出版的《新疆风暴七十年》（5191－5192页），披露了一份《外蒙古向乌斯曼提出的要求》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可以证实，外蒙古以及苏联，关心乌斯满主要是为了阿尔泰（阿山）。在“辛亥革命”前，阿尔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清廷退位，苏联与外蒙古已经陆续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从中国的版图上割了下来，只有阿尔泰，杨增新及时下手，归入新疆，还在中国境内。对于新疆来说，阿尔泰的地理位置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没有了阿尔泰，中国就没有了惟一的北冰洋水系的额尔齐斯河，此外，就必须仰视居高临下的强邻。一旦出现内乱，俄罗斯与外蒙古，随时可以下山“摘取”他看上的果实。《新疆风暴七十年》披露的事实还有：1942年，乌斯满曾被外蒙古抓获，关押了4个月之久，到1942年7月才被释放回国。在1943年间，乌斯满用阿山的马匹、金沙等从外蒙古换回大量军械。到“北塔山事件”爆发时，怎样对待乌斯满有了另外一个取舍。而乌斯满对待“革命”的典型立场则是：“抢光牲畜自然也革命了。”
现在，一想到“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我就会“回到”黑戈壁。
在我“接受再教育”的六七十年代，可以说因为“距离”太近，我无法理解就在军马场以及附近发生的许多事件，尽管他们总让我产生身在其中的感觉。我看不到黑喇嘛、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有什么区别，我奇怪的只是，为什么他们都与我生活工作的区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一再说，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也是一片遗产丰厚的土地。今天我常想，当初如果我更关心在这里发生的历史往事，也许我“毕业”会更早。
刚到军马场，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备的紧张期间，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雪原上。几个哈萨克牧人在黎明时发现前方有篝火，驱马一看，竟然是一架不知道是谁的、属于哪个国家的飞机。驾驶员用哈萨克语说：飞机出了问题，请帮忙拉一下。牧人赶回村庄，叫来在家里的男女老少，动用了一切牲畜，人推，牛马拉，飞机终于发动了。当它飞过人们头顶时，飞行员扔下几枝枪，说：“这是给你们的报酬！”原来那是苏军最先进的武器，连我们军分区的人也不会用。送到北京，成了宝贝。
对此，我一开始坚信不疑。后来，不断听到这个故事的新的版本，才当作不可靠的传说。前几年，突然无意中知道了它的终极来源。
从1937年起，阿山（阿尔泰）的哈萨克人开始背井离乡，向东南逃亡。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几十年前（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从俄领中亚拥进中国境内的难民。这些牧民和他们的牲畜陆续进入了巴里坤。为了阻止哈萨克牧民随意游牧离境，盛世才从督办公署的航空队中抽出了几架飞机，进驻哈密的机场，执行空中拦截任务。
一次，苏联教官与航空队的中校中队长王膺祺各架一架“P－5”飞机前往巴里坤执行任务，但只有苏联教官的飞机回到了哈密。苏联教官说，在返航时不知王膺祺为什么一直东飞，而不是按航线折返哈密（向南飞）。当时仅仅根据王膺祺携带的汽油能够飞到日本人在额济纳“二里子河”修建的机场这一点，断定王膺祺叛逃，投奔了日本。王膺祺的直系亲属因此全流放到伊犁。
8年之后，1945年，哈密山区的牧民向政府报告，在天山一个雪峰之下，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当地立即派专人前去察看，不但见到了飞机，还见到飞机里有一具干尸，经辨认那就是早已冻死的飞行员王膺祺。这时，盛世才已经离开新疆，到重庆出任农林部部长，苏联教官也回国了，王膺祺的家属全部死在伊犁的动乱中。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连当时定案的人牛振汉，也早就成了盛世才的阶下囚，陷于“暴动案”的冤狱。
——这就是“苏修”迫降的飞机。只是其间间隔了30年。
《黑戈壁》九（8）
人们总说：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山区，是“没有新闻”的“空白区”。这句话如果可以理解成：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山区，没有常规的新闻，那就准确了。特别是与其有关的人物，没有“常规”人物。
否则，“伊吾四十天”怎么可能发生呢？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战备期间，出了一件与尧乐博斯有关的事。当然，那次战备就是因为已经去世了的尧乐博斯要“反攻大陆”而起。
在北山深处的一个叫做辟特霍勒的地方，原来一直居住着一个独身的牧民。他一个人放着几十只羊，在山谷中有一眼泉水的地方，利用背风的山脚建造了一间土房子。他与羊住在一起，羊是他的“家人”。辟特霍勒，据说含义是“峭壁”，果然峰回路转处，是个极为陡峭的山崖，在峭壁上，一些深凹的的石缝，底下的甚至可以容人躲避风雨。峭壁中央，有个仅可容纳一个人爬行的山洞，平时可以见到岩鸽出入。但人很难（几乎不可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攀到那样的高度。
谁会注意到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个哑巴（他从不与人交谈）的牧人？谁会关心他的冬凉夏暖的“石窟”？那里面，人是睡在羊粪之上的。
就在“尧乐博斯马上回到哈密东山”的说法甚嚣尘上，无人不知时，老牧羊人死了。他的死因一直不清楚。可就在他死的前一天，辟特霍勒的小小山洞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因为那儿简直可以说是无人区，所以影响不大：一块山崖被炸塌，一个连姓名也不清楚的老人死在自己家门前。看不出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
辟特霍勒在我们马群进出夏牧场大白杨沟的途中，爆炸时马群离此不远，我们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震撼山岳的巨响。
在路过辟特霍勒时，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山洞是叫雷劈的。确实，在大白杨沟甚至整个白戈壁，打雷是一件极其常见，又极其吓人的事。一年，我们马群在白杨沟夏草场，一个牧工正在听收音机时，打了一个炸雷，几乎将他的手炸掉。另一次，雷从帐篷的烟囱滚下来，把一个牧工的裤裆生给烧焦了。可，雷总是有原因才造成破坏的。那么，因为鸽子带电？但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原来在这个山洞里秘密储藏着大量军火。爆炸发生后，整条山沟布满了死鸽子、鸽子粪，以及七九步枪的子弹，一部分还有杀伤力。
这个老人究竟是这个弹药库的看守，还是他的主人？他是吓死的？炸死的？气死的？还是因为失职自杀的？抑或是彻底失望？
我知道，在离辟特霍勒不远的山坡上，有个叫“库塔利斯克”的荒废村庄。据附近人说，那原来有个边检站，当然是国民党时期的。库塔利斯克！记起来了吗？当年尧乐博斯自报奋勇前往中蒙边界接受外蒙古“支援”哈密起事的领袖和加尼亚子阿吉的军火，最后两人发生了争执，因为和加尼亚子阿吉得到消息说：尧乐博斯“贪污”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并将尧乐博斯看押在一个叫“库塔利斯克”的地方。最后是尧乐博斯的儿子闻讯，赶来杀死看守，救出了父亲。
问题总要归结到“伊吾四十天”。实际上我们在行文中正一步步向“伊吾四十天事件”逼近。
隔着黑戈壁，与居延（额济纳）遥遥相望的，是哈密地区。在西部的旅人心目中，哈密是令人向往，又令人绝望的彼岸世界。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死。几年之后，逐渐波及整个西部的动乱，就从哈密的冷落山乡开始了。直到“伊吾四十天事件”，才彻底揭过了这一页。在1949年之前，只有杨增新意识到了危机就潜藏在宁静无争的地方。事实上，杨增新一直将与黑戈壁比邻的哈密当成了一个“病灶”，只有到了这个“医国手”死于另一次背景复杂的暗杀之后，哈密才真正成为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域。
1928年，杨增新在宴会上遇刺身亡，从此新疆和中国西部就陷入长期的仇杀与战乱之中，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始于哈密的“小堡事件”。关于1931年2月发生的“小堡事件”，包尔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之中有客观的记述。从身受重伤的新疆督军杨增新责问刺客“你要干什么”开始，就没有人在普遍的内乱中说得清究竟“要干什么”这一点了。到了“伊吾四十天”，与杨增新遇刺同时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终于彻底关了起来。所以，“伊吾四十天”是新疆现代史的最后一章，是《黑戈壁史诗》的终曲。
“伊吾四十天”的过程基本是11：
1950年2月，中共伊吾县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团一营二连从哈密出发，经沁城、小堡，抵达伊吾县城，标志伊吾新政权确立。起义后的原伊吾县长艾拜都拉等上层人士，策动了叛乱。当时，尧乐博斯已经叛逃至北山，乌斯满和他的部落也正陆续通过巴里坤、黑戈壁，前往甘肃与青海交界处。叛匪先后袭击并屠杀了派出在淖毛湖、下马崖等地驻防垦荒的二连战士，并于3月30日拂晓围攻县城的中共伊吾县工委与二连连部，参加叛乱的人据说曾达到数千人。绝大部分是裹胁的牧民。二连与工委依靠旧公安局的院子以及附近制高点的碉堡，死守县城，以警察局保存的枪械与叛匪交战，直到5月7日，在被困40天之后，才与前来解围的援军在伊吾县城会师。
在被围困的40天里，二连多次派遣战士突围向哈密驻军报警，可都未能完成任务。其间，哈密曾派出援军前往哈密，可也没有能抵达县城。一个县级建制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完全失去了控制，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黑戈壁》九（9）
二连死守县城40天，在没有外援，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依靠自己最终战胜了颠覆了全县的叛匪，是真正的英雄业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光辉篇章。
从一到军马场，“伊吾四十天”的故事，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程。当然，民间传说不等于信史，但民间传说往往能反映出人心向背、表达出一般会潜藏在史册的字里行间的爱憎与得失。
“伊吾四十天”结束，黑喇嘛、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这样的乱世枭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的舞台已经拆除，他们的观众改了品味，他们的一举一动再也无人喝彩，甚至再也无人回顾。好比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制造了巨大破坏，终于凝固；好比波澜壮阔的内陆河，流过戈壁沙漠，终于潜入地下。如果还欠缺一点什么，那么就是应该给他们一张返程车票：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们必须回到起点上去。
《黑戈壁》十（1）
在丹毕加参其人搅扰了新疆与科布多的安宁时，在黑喇嘛出没于黑戈壁时，边界两边都随时处在动荡不安中，在这些晦暗难明的岁月，站在黑喇嘛－丹毕加参对面的，是新疆督军杨增新。
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疆任镇迪道。所谓镇迪道，是新疆的一个道区，镇，是镇西，即巴里坤；迪，是迪化，即乌鲁木齐。民国元年三月，清廷任命的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归，并举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从1912年临危受命，到1928年遇刺身亡，在近二十年间杨增新曾任新疆督军、省长，并兼任民政长、巡按使等职。殚精竭虑，治理新疆。赴任之初，很快就与伊犁“革命党”达成协议，使全疆基本稳定。对中央采取了著名的“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以免内地政局变更频繁影响到新疆。他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清廷退位，沙俄介入喀尔喀蒙古事务，并引起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长期动荡不宁。杨增新一方面以最快速度将近邻阿尔泰（原来直属中央，但中央鞭长莫及）纳入新疆建制，一面倾尽全部力量，防卫战略要地察罕通古。在几年间，从来无人关心的偏僻之地察罕通古，成了内陆亚洲动乱与稳定的关键词。正是因为如此，杨增新本人也成了举世关注的人物。防卫察罕通古，是典型的空城之计，杨增新“两手抱空拳”，以中华民国为后盾，“吓退”面对的强敌。在察罕通古，一个备受外蒙古上层器重，受沙俄利用，受哈萨克与附近蒙古诸部侧目的强敌，就是黑喇嘛—丹毕加参。
杨增新可以说是集古今治术为一身的人物。死守察罕通古，寸步不让的同时，他又利用软硬两手，妥善处理了因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举涌入新疆的30万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难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以外的所有民族总数。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华版图剥离，导致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动乱不宁。其间，沙俄一直在做由外蒙古上层为其火中取栗的受益者。但是历史的轮盘赌意外地停在同一个数码上，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大批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杨增新通过1912年－1917年的历练，已经洞悉了中亚的政治隐密，站稳了自己的位置。他有了足够的准备面对中亚政局的颠覆。1918年－1919年，大批溃逃的白俄为躲避红军追剿，进入新疆。陆续进入新疆的白俄，据说仅军人就有近5万。还有数不清的家属与政治难民。这些白俄军人，已经远远超出全新疆驻军5倍以上。这些人有不少是亡命徒，已经打了几年的仗，不在乎为最后的结局再多打一仗。他们装备精良，他们是绝境求生，他们不是“夏伯阳”们的对手，可对付新疆的部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