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结局再多打一仗。他们装备精良，他们是绝境求生，他们不是“夏伯阳”们的对手，可对付新疆的部队，必将如同摧枯拉朽。杨增新在红党、白党之间折冲樽俎，苦心孤诣，他的一个“帮手”就是新疆广袤无边的领土。他采取允许白党在缴械之后分别进入新疆，让新疆的戈壁沙漠、漫漫长途消磨尽他们的最后一丝戾气。据说当精锐的白卫军按杨增新的要求缴械之后，见到了新疆的手持假枪的“业余”军人，后悔得痛不欲生。当时在新疆，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每年到了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到处张贴布告：愿意当兵的全可以吃饷；到了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不愿意在兵营里吃苦的，一律来去自由。这是真正的“因地制宜”：新疆垦区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的收入远超过了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可是，等到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开始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穿得暖，吃得饱，免去了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可就是凭这个“邪招”，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真正的受益者呢？当然是下层的百姓。所以，新疆的兵并不是为了打仗设置的。要是真与白卫军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杨增新的“空城计”，是他的专利。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中杨增新保持了新疆古老绿洲的和谐安宁。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现代新疆。迄今为止还有谁，可以只用发行纸币维持财政平衡？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杨增新一个。纸币需要抵押保证，杨增新是将自己押在了“信用”的一方。
读过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处在水深、火热、酷暑、严寒之中吗？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自愿投入火坑？那是因为他得从锅底烧红的油锅里跳出来。——一次与亲信闲谈，杨增新曾说一旦发生战乱，塔里木（盆地）将是烧红了的锅。
在主政期间，杨增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名言还有：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实际只能打一仗：一仗过后，玉石俱焚。你耗尽人力物力资源拼命一战，可在战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生灵灭绝、文明湮没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绿洲战乱不可能有胜者。以新疆现代史为证，足以证明，“和谐社会”应该是政治家最大的成就。在此前二三十年间，我在新疆云游各地，到过许多穷乡僻壤，到过许多连最详细的地图也没有标示出来的村庄（因为它的年龄比最新的地图还轻）。在一个个桃红柳绿的村镇，在牧人的“萨特马”（茅棚），在途中一次次邂逅，我总感到杨增新还“活着”。
《黑戈壁》十（2）
对不识字，不关心世事的变迁、不知广播电视媒体为何物的土著居民，一提到“杨将军”“老将军”，特别是“老将军”，人们的崇敬，人们的认同，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你觉得他正在身边。
可对于黑喇嘛—丹毕加参来说，很不幸，他的对手正是这个“老将军”杨增新。
在1911年到1928年，中国从清朝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如同走马灯；恢复帝制，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中原大战……使人眼花缭乱。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了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撤销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匪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丹毕加参……还伴随着几个巨大的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从欧洲打倒海参崴。那是个什么时期还用说？
在这样的间隙里保持中国的六分之一稳定安宁的人，当然是博奕高手，是定力无与伦比的人，是那种“你还没开口他就知道说的是不是实话”的非凡人物。
1917年。当丹毕加参趁“二月革命”后的政治真空，从阿斯特拉罕的流放地回到中亚，他原来的基础——外蒙古王公活佛已经自顾不暇。
为此，丹毕加参特意向杨增新表示，希望能准许他到中国政治避难。甚至他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块“飞地”，一开始是巴里坤的三塘湖；后来则是伊吾（当时仍然属于哈密）淖毛湖。与位于通往外蒙古的要道上的三塘湖相比，淖毛湖要隐蔽得多。可它们都离开外蒙古太切近了。
这个淖毛湖，其实是当时哈密王府的一个秘密流放地。原来，哈密王将犯人一律打发到一个叫做“阿曼喀嘎”（“乌鸦”）的小村子。犯人门在阿曼喀嘎每年要上交给王府两毛驴车的骆驼刺，后来因为当地有沙獾，就增加了10张沙獾的皮。
1913年河西与新疆东部发生了大地震，阿曼喀嘎村毁于地震之灾，淖毛湖就成了新的流放地。
据说，淖毛湖是个蒙古语的地名。在维吾尔语之中是“新建的村子”之意。它是整个哈密最北的村落，原来是无人居住区，路经的猎人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旺盛的水泉，在此歇脚时无意种了一些五谷杂粮，第一个收成意外丰盈。此后，人们又引来了天山的溶雪，多余的水汇集为湖沼，也就是淖毛湖。其实，这正是西部新垦地典型的“落成”过程。我曾在塔里木亲自记录了一个古老的谚语：“有水有树的地方，就有人家。”有水，有植被，有人家，则自然组成了新的绿洲。淖毛湖在群山环绕中，北面是中蒙交界的“恩岗”山，东面是安格孜山与艾米尔山，西面是无边戈壁，南面则背靠着东天山的余脉。在安格孜山与艾米尔山的另一面，就是黑戈壁了。这个地方原来有个地名，是“卡尔桑”，自古就是游牧的通道，前些年在卡尔桑还发现了岩画，它们的作者无疑是游牧者。
从建立村落起，被哈密王府流放的犯人就是淖毛湖的主要劳动力。在淖毛湖村，那些令最桀骜不驯的犯人也不敢回顾的，是与众不同的地牢。地牢一般在五六米深的地下，形状如同一个巨大的“馕坑”（烤馕的灶坑），重犯一到，就投入地牢。轻犯则只在晚上关在地牢里，白天则放出来参加劳动。有些流放期满的犯人，获释后不愿回原来的村落，就在当地落户。最终聚落成为一个山乡。2003年我初次来到马鬃山的“碉堡山”，见到了“黑喇嘛”的地牢，马上就联想到了淖毛湖的“馕坑”。显然，黑喇嘛早就知道边境另一边的情况，知道三塘湖，知道淖毛湖，也知道淖毛湖的地牢。
接到丹毕加参要求来新疆避难的请求，杨增新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本来，落难来投也是惯例，再说新疆地广人稀，劳力缺乏，丹毕加参将带着一个部落（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旗”），有牧人、牲畜。特别是就在同时，杨增新接纳了30万避难进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吉尔吉斯难民，也并不多丹毕加参这几百蒙古人。——这就是丹毕加参提出来中国的理由吧。那些哈萨克、吉尔吉斯，官方的数字是30万，但民间的说法，远比这个数字多。甚至说是30万“帐”，那就有近百万人了。其中一部分短暂停留后又离开了新疆，比如去了阿克塞，去了外蒙古。杨增新处理“逃哈”这个问题游刃有余的圆熟策略，可以成为外交范例。可对于丹毕加参则大不相同，杨增新的处置果断迅速，绝无回旋余地。
首先，断然拒绝了（连理由都没有）丹毕加参的请求；然后立即给东疆边防（哈密）下达了一道“鸡毛信”——《训令哈密营、县，修复塔尔纳沁城垣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三）：
哈密县属之塔尔纳沁地方，北通外蒙，东南接界安（西）、肃（州）。形势素称险要。旧筑城垣多半坍塌，若不补修完整，殊不足以资守御。前经令行哈密协副将张治贤详细勘察，绘具图说，均尚详明，应即拟定办法，责成该副将督令补修，并令哈密县知事会同办理，以期易于蒇事。查图列，该城四面城墙炮台，均有破裂坍塌之处。南门月城更形倾裂，自非大加修整不可。办理之法由该文武酌量必要情形，应拆修者即行拆修，应补筑者即行补筑。城内西北隅、西南隅两炮台，以及西城被水冲开之口，及城脚陷落之处，均应一律修整。惟城楼需工甚巨，且无济于实用，可以不修。不若改造营房，尚多裨益，城内泉水两处，由西南穿城而出，应用石条修砌水洞，以通水道。且宜用石块垫高上面，再筑土墙，城身方能坚固。此项城工，俟民国九年春间，解冻时即行料理，动工应用椽木二千根，以及背篓、抬把、木夯各项，就近先行预备。至铁锨、铁锄之类，由省制发。将来动工时，箍砌水洞，需用石条，即雇石匠，就近于出石山内先行做好储备。由该文武会同核办，至修补时，拟用兵力一半，民力一半。民夫拟用二百人，商由沙亲王（哈密王沙木胡苏特）代为雇觅。每夫一名，每日应给工银若干，食面若干，由该文武先行酌核，估计呈复来署，以便行文沙亲王照办。此外，如南庙儿沟荒地，既缺水源不能强事垦辟。若果，苜蓿可以试种，以资喂养马匹，或不至成弃地。东北下莫奈（即下马崖）地方，既通甘肃小路，如有事之时，应否设卡？城东东栅子，为通甘肃、安西、玉门小路，是否由该各处取道东栅子，即可不过猩猩峡？应即一并查覆。北山吐葫芦，为通外蒙要隘，向来既驻有军队，应将营盘修筑围墙，如关内堡寨，方能稳札稳守，不致散漫。所有修补城垣，需用各项工料银两数目，仰即先行核实，造具估册，以凭核办。
《黑戈壁》十（3）
这道紧急公文，发出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这时，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落脚，正想迁入新疆的北部。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如此琐碎的的具体内容，是因为舍此就不足以证明，杨增新确实是“如临大敌”，将提防一个只有几百人的败军之将，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其慎之又慎，思之又思，只因为他认为事关重大。塔尔纳沁城，是哈密“沁城”的原名（满语的地名）。这是清在西部的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城市。民国初年，曾准备在这里设立新的县。在当时，那就是新疆与黑戈壁之间惟一的城防，是面对整个东北广袤无人区的大门。杨增新及时关闭了这扇门，只出不进，也关闭了“乱石枭雄”——丹毕加参——将不安定因素引入新疆的路径。
看来地大物博，看来广袤无边，事实上新疆经不得战火摧残，绿洲承受不了过多的人口负载，新疆多民族共处的基础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公正，才能防止个人野心膨胀与意外的撞击出现。出现了，就不免玉石俱焚。
面对现实的外患，面对危机环伺，杨增新的另一招是稳定内部，不给外人可乘之机。他在大致同时发出了《电令墨玉县杨知府将百姓好为看待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三），《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四）等训令。这个貌似昏庸的老人，有一双穿石透铁的眼睛，他明确表示，“改良政治”是当前的出路，解救穷苦牧民“困苦”的办法，就是救国良策。
在《通令各属勿得虐待上控人民文》中，他说：
新省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县于农官乡约外，所谓刁衿劣绅亦不数数。觏果地方官有一分爱民之心，无十分虐民之政，百姓将爱戴之不暇，何至发生上控情事。夫人情必万不得已而后兴词，迨至控官，是举生命财产以与官搏胜负。胜，则雪覆盆之冤；负，则占入窨之凶。地方官稍有仁心，自当闭门思过，改良政治。否则，静待查办控案虚实，亦不难水落石出。乃今之知事，竟有电请邻封于中途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拣派差役，赴省城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将由省回县上控之人拏案收押，几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邮局司事，将上控呈词扣留不发。种种对待，务使穷民无告，且欲使本省长于地方利弊，民情苦乐，尾无闻知，流弊所极，伊于胡底。
……
而为地方者，乃无不仇视上控之人。试令反躬自问，果能听断如神，而毫无错误否乎？民国法律，并无不许人民上控之条，而地方官仇视如此，较之前清专制时代，其暴横更有甚焉！唐人诗云：“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痛哉，民国之民！酷哉，民国之官也！
引录到“不知羔羊缘底事，暗死屠门无一声”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这篇训令写于1922年9月11日。这正是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立足的全盛时期。也是探知了黑喇嘛的切实下落，外蒙古的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已经磨刀霍霍的节骨眼上。
杨增新的“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由他来制约黑喇嘛－丹毕加参，是黑喇嘛的劫难。实际上，杨增新与丹毕加参的“对抗”开始于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
……对“辛亥革命”，宣统退位的第一个外界反应，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1912年春，派兵企图一举攻占科布多。
当时，与库伦近在比邻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本是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域，清廷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军政事务。在危急形势下，中央（民国政府）要求新疆就近解科布多之困。事实上，那时的政治格局除科布多，伊犁、阿尔泰，也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与新疆省并无隶属关系。新疆派出的援兵尚在集结时，科布多城即在1912年8月失陷。杨增新指令援军驻扎在离科布多很近的冲要之地察罕通古地方。察罕通古，又名叫“扎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境内的温音其河畔。那个“北塔山”就在察罕通古正南一日的路程。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