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坚决不让援军退回，死保察罕通古。其实察罕通古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为了维持在察罕通古的驻军，杨增新几乎是倾尽新疆全省的财力与物力，孤注一掷。他还要防着患生肘腋，从“策勒村事件”（1912年）起，南疆塔里木一直就在外人的觊觎之下。但杨增新仍然将新疆的“塞防”远置于察罕通古。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了不至于发生“雪崩”：不让伊犁、阿尔泰，以及塔城等孤悬塞外的政区，步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后尘，再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当然，以杨增新的地位，根本左右不了时局。据吴绍璘《新疆概况》介绍，杨增新一再为“新疆孤悬塞外”，其前途取决于中央，中央主政者竟然“举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屣”，扼腕叹叹。他曾这样表白：“大丈夫担当事业之会，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他也以“过河卒”自视。据当时人回忆，杨增新是新疆历届主政者之中最低调的一人。1928年，他在乌鲁木齐见到了斯文·赫定，获悉许多人费了如此大的劲进入新疆，是为了“考古”，他笑着说：“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确实是破旧不堪的危房。
然而，杨增新在关系到新疆稳定、民生有望的问题上，从来是防范于未然，而且不厌其烦。
《黑戈壁》十（4）
在察罕通古，新疆的援军筑城死守。而得到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则于1913年7月，两次集结重兵进袭察罕通古，为远征军蒋松林、张健所部击退。一时间，本“无战事”的“西线”，受到举世关注，“察罕通古”成了外电引称律最高的词汇。在察罕通古，与蒋松林、张健对峙的外蒙古将领，正是丹毕加参（一些文献译作丹柏江村）——后来潜藏在黑戈壁的黑喇嘛。
在《补过斋文牍》及其续编中，关于援科，关于死守察罕通古，关于制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关于丹毕加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从1912年开始，杨增新个人与丹毕加参“结识”十几年。直到丹毕加参1924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攻占科布多后，丹毕加参成了为人追捧的“明星”，但不久又被沙俄作为俄国子民捕获流放。这时杨增新得以才略微息了一息肩。是“十月革命”，使得从西部开始，肢解中国的设想成为泡影。但是，“十月革命”后，那个让阿尔泰山两侧曾为之震颤的丹毕加参，从苦役与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又回到外蒙古与中国之间。这时，因为地理板块的重新拼合，这一带已经没有丹毕加参的位置了，谁也不再需要他，反而视他为祸根。他想到来中国避难，但他没有想到，事过多年，杨增新一直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归来。
他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栖身，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他绝不是一个“相安无事”的人。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进入中国，杨增新就难以安眠。在黑戈壁，在额济纳，在安西，在肃州（酒泉），都有杨增新的眼线。只要事关丹毕加参—黑喇嘛，一切杨增新都感兴趣。因为杨增新一直将丹毕加参视为腹心大患。派往黑戈壁的秘密探员，有的就夹杂在商队中，哈密军方得到指令，必须随时向杨增新秘报黑喇嘛动向。一些证据表明，实际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中，也有杨增新处心积虑打入的奸细。
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开山立柜”，是得到了甘肃省方允许的，同时，他象征性地向甘肃官方交纳了枪支弹药，想必还有“买山钱”。
在抓到了真凭实据之后，杨增新终于向中央政府呈报了有关情况。《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收有两篇电稿：
《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
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密，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并行哈密、镇西（巴里坤）文武，一体侦查严防在案。近因俄旧党谢米诺夫勾煽外蒙，有恢复自治之说。迭准库伦镇抚使暨科布多佐理员文，称该丹毕加参有东扰库伦消息。当经电饬东路哈密、巴里坤文武，严行防范。并电甘督，饬安西文武一体防范。旋准咨称，丹毕加参缴纳快枪四十枝，已经收抚在于安西县属滚坡泉（按：即公婆泉）地方安置，等语。增新复加访。查该丹毕加参虽经收抚，而枪械并未缴尽，实多可虑。并闻其在马鬃山一带，藉稽查烟土为名，有勒索商民，筹集饷项情事。乃密饬哈密地方文武暨统税局员，随时调查具报。兹据覆称：查马鬃山在甘肃界内，距安西县甚近。去哈密十五站，约计一千二三百里。甘肃将该喇嘛部落八九百丁口，安插于马鬃山迤北数里许之滚坡泉。去年，该喇嘛部众，在离猩猩峡两站地方（系新疆界内），抢去商号“福顺玉”骆驼九只，伤毙脚夫二人。又倡言：该处系甘肃税卡，凡往来各货，皆强迫收税。行旅视为畏途。其藉稽查烟土为名，亦属实在等情。前来，增新查设卡收税与盘查烟土，本系应办之事，惟不宜授其权于外蒙之丹毕加参，致假盘查之名，亦行勒索之实。该喇嘛悍鸷阴险，夙为增新所深知。兹复查有上项各种情事。如果甘肃地方官吏为其所愚，反加信任，难保不养成意外变故。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实切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
显然，黑喇嘛－丹毕加参近旁，就有杨增新的耳目。
电文发出才一周，杨增新又得到了更重要的密报，外蒙古为了追剿丹毕加参，竟然派出部队越过国界，进入了黑戈壁。10年前（1912年）的攻防科布多的前车之鉴，使杨增新断然向中央政府追加了另外一封密电《电呈外蒙派兵赴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顷据探报称，外蒙丹毕加参喇嘛，带领蒙古约千人，在马鬃山一带游牧。现在，库伦外蒙派兵前往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等语。查马鬃山地方，据新疆之哈密，甘肃安西，均属甚近，外蒙派兵，是否专为擒拿丹毕加参而来，尚不可知。惟该丹毕加参住牧马鬃山，虽经甘肃收抚安置，而枪械并未尽缴，无论外蒙兵队是否越境追捕，抑或丹毕加参闻信带领外蒙人民逃入甘新两省边界，纵未必果有其事，而究当预备不虞。除饬哈密、巴里坤两副将严行防范外，至安西地方，长途沙漠，调队不易，应否由甘肃督军就近将敦煌马队调札安西，俟马鬃山蒙事解决，再行撤防，以免疏虞。谨陈管见，敬候采择。
《黑戈壁》十（5）
杨增新明明知道，民国政府不会为此采取任何措施。但他希望就此提醒甘肃军方，对丹毕加参大意不得。
就在这前后，丹毕加参－黑喇嘛反而大肆宣扬，自己已经为中国甘肃地方政府接纳。这一点，使外蒙古，使周边的其他部落，都感到不安。杨增新在1922年6月10日，给西蒙古的杜尔伯特郡王发了一封信函12，主题是回复对方关于如何看待库伦（乌兰巴托）政权的咨询，但特意将一张外蒙古刚刚公布的布告转抄给对方。在文稿结束时，杨增新说：“附寄外蒙布告一纸，不足为信。丹毕加参上年曾经甘肃收复安插，未闻有放充何项官职之说，是否传闻之误，容探查确实再行函达。”
刚刚回了杜尔伯特郡王的信，唐努乌梁海贝子关于询问丹毕加参近况的公文，又送到杨增新手中。在6月15日的复信中，杨增新开门见山，说13：
所询丹毕加参究竟是否归顺民国一节。查丹毕加参与上年归顺甘肃，在甘肃边界安插。曾接甘肃督军省长来文，说及此事。惟丹毕加参现在何处？办事宗旨如何？未得确实消息。
一时间，“丧家之犬”丹毕加参又成了新闻人物。这次新闻的要点，是丹毕加参－黑喇嘛是不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保护。
这一看就知道是外蒙古红色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因为，那支要越界追杀黑喇嘛的精兵，已经集结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戈壁阿尔泰省”。他们想事先知道，这究竟是一次“外科手术”，还是一次新的、耗尽人力物力资源的“察罕通古之战”。
在2005年3月的实地调查中获悉，在黑戈壁不但有杨增新的、甘肃省方的眼线，还有从外蒙古派出的特工人员。据说，一个来自外蒙古的老人潜入黑戈壁，首先确认了“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目前就在黑戈壁的腹心之地碉堡山潜藏。于是，老特工将密信藏在一匹马的鬃毛里，让马将信息送回去。在马鬃山宾馆前庭，我一边聊，一边记录了上述谈话。我相信，对我说起这个情况的蒙古族老人在听到这则传说时，有一些问题弄混了。实际说的是：一个老特工来到黑戈壁，终于探听到黑喇嘛就是丹毕加参，他的巢穴就在黑戈壁的马鬃山。于是，根据他的情报，找到了潜藏在黑戈壁的丹毕加参的下落。剩下的就是，由谁、以什么方式“解决”丹毕加参。
……这是一场势力不均衡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这是一场双方都不在主场的比赛。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比赛。
在场地的另一方，或者说持另一色棋子的一方，从来不直接与对手搏奕。他们之间的胜负，是由第三方决定的。巴勒丹道尔吉（或南兹德巴特尔）的一次便捷的“外科手术”般的行动，结束了黑戈壁的传奇。黑戈壁本来并不“出产”故事，它是风的戈壁，它是阳光的戈壁，它是丝路行旅的竞技场，它是储存灵感的地方。有了黑喇嘛一切就不同了，是黑喇嘛将这个地方改造成了自己的灵堂。
第四部分
《黑戈壁》十一（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黑喇嘛－假喇嘛14其人又引起了俄罗斯与蒙古国，以及欧美的异乎寻常的关注。特别是，俄罗斯学者印萨涅·罗玛金娜在1993年出版了《假喇嘛的头颅》，2004年出版了新著《东方的大黑天神》。罗玛金娜证实，黑喇嘛的被南兹德巴特尔当场切割下来的头颅，从1925年起，无意之中成为著名的、由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所建的“珍品陈列馆”（即今“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从1925年起，这个超常的头颅就被保存在一只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之中，一直静静地呆在博物馆的备用展品储备间里，而且一呆就是65年多，直到1991年，才初次暂时离开了玻璃器皿。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围城期间”，列宁格勒被困作死城，皇宫建筑、文物珍品惨遭毁灭，这个头颅仍然保存完好。它的本馆藏品编号是“3394”号珍藏品。作为馆藏品，它从来没有被展出过，而且将来也未必会被展出。
通过印萨涅·罗玛金娜的追索与研究，许多以前不可能看到的珍贵文献（特别是来自秘密档案中的文献）得到披露。苏俄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有关黑喇嘛－丹毕坚赞的不同角度的记述，可以证实以前关于他的说法基本属实。那些不同的地方，不是角度不同，就是有意而为。特别是，作者对黑喇嘛的死，作了比哈士纶更直接了当的研究。
关于黑喇嘛，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他的身世与早期经历。一般认为（入俄罗斯的档案所称），黑喇嘛出生在卡尔梅克的小杜尔伯特兀鲁斯。他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何处跟何人受教育？
关于这些细节，除了我们已经见到的，在《假喇嘛的头颅》一书中披露的还有：
假喇嘛曾对讯问他的俄国驻科布多领事说，他是游牧在柴达木的卫拉特人（得德蒙古人）。而在喝茶时对商人布尔杜科夫说的却完全不同，称其老家是外蒙古阿锡克霍尔戈鄂拉山——位于爱马克的山区博格达奥拉山，离通往乌里雅苏台的驿道不远。对其他的人则声称，他是在内蒙古首府归化（呼和浩特）出生的。
在1923—1924年的考察日记中，俄国学者卡扎科维奇写道：“所有蒙古人都认为，假喇嘛是中央亚细亚人，就来自阿拉善亲王旗。根据我所听到的一些人的说法，丹毕坚赞在这个旗里担任一个叫“辖”15的官职（低级官吏，副官），后因某事被派往北京行贿，带了很多钱，但他携款逃跑，销声匿迹，以便日后再次回到西蒙古。”16
据认为，在1912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大概40岁上下。如是，在他死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1912年春，在巴依特旗结识俄国商人布尔杜科夫后，假喇嘛曾对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在北京的衙门里为六个大喇嘛中的一个做过事。这个大喇嘛为蒙古人编写历法，并从事宗教哲学和星象学问题的研究。布尔杜科夫将他视为蒙古人当中少有的活动家之一：“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曾做过多次旅行，长期在印度、西藏，甚至俄国生活过；他拥有很高的神学学位，是一个聪明、勇敢的人，他有铁一般意志，是个狂热的亲俄分子。”17
《假喇嘛的头颅》这样评价道：“所有一切，甚至世上惟一的名字——假喇嘛，都是迷。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他的名字也不一样：刚到蒙古草原时，人们（为了欺辱他，后来有点儿轻蔑地）把他叫作‘霍雅尔特麦格’（意思是骑着两峰骆驼来的）；他的地位因受到博格多汗的奖赏而大大提高以后，被称作嘉博格多；在被捕、流放期间，他被叫做罗布桑·丹毕坚赞、阿睦尔撒纳耶夫等等。”
科布多之战，是假喇嘛首次在内陆亚洲亮相。1912年8月，假喇嘛在向坚守城池的中国军队发起著名的科布多城攻坚战之后活下来。据说，经过激烈厮杀，假喇嘛在马鞍上一毛腰，从怀里掏出了一大把已经变了形的子弹。他的大衣上一共有28个子弹眼儿。
但是，外蒙古与沙俄很快就发现，丹毕坚赞实际是在为自己而战。1913年9月3日，俄国驻科布多总领事柳芭在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