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 第30部分

　　一个浅浅的冲沟边上，发现了几行竖写的文字。娜仁娜看了看，说，左侧的一个字像是蒙文的“黄色”（“撒拉”）。其实我应该想到，表达对黑喇嘛的印象，使用蒙文最有群众基础。　
　　当然，这几处字迹只有“敦煌天杰”最清晰，那几个字无疑是汉族人书写出来的，是带有艺术意味的仿宋体，这种字体我在巴里坤当知青时，写遍了新建的房舍的墙壁。至于为什么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答案只有一个：这些“大地纪念碑”的制作时间不一致，也决不是相同的人所为。“敦煌天杰”写明是作于1997年9月10日，其他的无疑时间比这个更早。　
　　我用卷尺对这些字迹做了实地测量。“敦煌天杰”四字，“敦煌”一上一下，每字1米见方；“天杰”横写，每个字0。6米见方。整个碑铭是1。9╳3。2米。至于鄂博——“6。20”那一组，面积是1。6╳2。9米。它无疑处于整个区域的中心。　
　　中午时分，我们在寒风中离开了要塞。　
　　刚刚离开，就开始天降大雪。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心情复杂。在2001年1月4日离开小河时，2000年12月离开安南工时，都是天降大雪。通过音凹峡检查站时，又与“公婆泉－酒泉”的公共汽车相逢，又与那个“父亲出钱为她买了一辆载重卡车的姑娘”相逢。她的雇员这次没有先行走出关卡。　
　　午后3点，在玉门市的清泉饭店吃了午餐。　
　　5点过后，就着薄薄的暮色，回到酒泉“八一宾馆”。今天的行程一直在与风雪相伴。　
　　这次来到酒泉“八一宾馆”，我已经注意到，门厅出租的那个作“电子商务”的地方，只有男人自己了。2003年，他与一个姑娘为我们的车辆作了贴标。尽管萍水相逢，那姑娘几乎一句话没有说，可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今天中午离开马鬃山开始，一直到16日我离开酒泉，这几天当地一直风雪交加。　
　　这些天，我总是在“网络电话超市”集中时间打电话，一天要好几次。电话超市，往往开设在“计生用品店”，一边与远在天边的亲友谈着，一边看着仿真的阳具与种种适用的器具，真是有点怪怪的。　
　　我每天都在一个半径2公里的老城里徘徊，我真的希望能在这里自自在在生活几年。哪怕有几个星期也好。　
　　3月16日，临出发前，见到了市主要领导。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是礼节性的拜访。在交谈中，我一再想到马鬃山镇清净的街道，想到黑戈壁空旷的荒野。我想，也许有一天人们都知道了黑喇嘛，知道了黑戈壁的传奇往事，知道了黑戈壁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知道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泉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将使马鬃山镇走上前台，突显在时代的前列。　　　
　　《黑戈壁》十五（3）　　　
　　在80年前，欧文·拉铁摩尔说，黑喇嘛是在重新结构古道，这个设想等于更新了古道的结构，着眼于改造进出新疆的“瓶颈”。拉铁摩尔没有涉及的是，黑喇嘛啸聚黑戈壁时期，正在丝绸之路的现代化时期到来之前。汽车交通即将取代驼马。斯文·赫定则是从这个角度看待黑戈壁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黑喇嘛，究竟是失败者呢？还是胜利者？　
　　从嘉峪关上了K44次火车。正点10点48分，火车开出“酒泉的西大门”嘉峪关站。临发车前，车厢里有几人在与亲人告别时哭了。说实话，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真心实意的离别眼泪了。这又使我产生了失意感。　
　　列车走的是北线，这是我第一次坐北线车。　
　　车上人不多。我曾产生过这样的错觉：在车厢里就坐的，是身披薄薄的棉被与我交谈的达西，是随时会与别人交流感受的副镇长娜仁娜，是用余光打量着我、真诚劝诫一个陌生人的边巴，是欲言又止的西力得克，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别忘了我们啊”的达布，是盼望宾馆宾客如云的尼克木，是“国门小学”和老师们搭伙做饭的副校长哈斯巴特尔，是用手机将镇上的朋友一一推荐给我的业余歌手欢新，是用友好的、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外乡人的“国门小学”的学生们……我们将一路同行。虽然起点不一样，可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有相同的终点。　
　　3月17日，火车路经了包头、呼和浩特。　
　　晚上，7点，火车到达丰台，我决定提前于丰台下车。出站很顺利，打了一个黑车（其实完全用不着），30元，十几分钟就回到家中。　
　　只有儿子在家。刚刚放下行囊，就接到几个电话。没人提到黑戈壁，黑喇嘛，马鬃山。可一个比一个的事儿当真。　
　　离开两周之后，我又跌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尾声　　　
　　穿越黑戈壁（1）　　　
　　从4月开始，我就在准备动笔，将有关黑戈壁的见闻写下来，写成一本新书。可我迟迟不能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来，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次我攒足了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　
　　有了不久前的新的考察，我需要重新研究手头的资料。我不能立即进入写作状态。这在我确实不多见。　
　　我利用一切时间，从头审视自己能面对的一切：书面的与眼见的。　
　　在马鬃山期间，能到达并确认谢别斯廷泉水，使我颇有成就感。我曾发愿，要走遍中国西部与探险发现有关的地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我在地图上作补充查证。我找到了1972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地图》，同时，找到了1935年出版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最重要的事件是与6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正式划定边界有关的。据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当时蒙古国提出了一幅地图，在这幅地图上，黑戈壁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辖区。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国主要领导人指示谈判代表：在《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中，曾明确标示出一个泉水的位置，就是“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谢别斯廷”），而且明确画出两国的界线是从这个泉水的北面通过的。在划界谈判中，中方提出了这幅地图。因为它早已经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最终中蒙的国界，在这一段就以泉水为明确的“界桩”。1962年12月26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两国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界议定书。　
　　而这个荒漠甘泉，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　
　　这个泉水的存在，就是古道存在的证明。在历史上，每当走北线的商队依戈壁与山脉之间的夹道西行时，谢别斯廷就成为天涯旅人的支撑点。是战乱、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行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当道路出现梗阻时，黑戈壁为不循常规的人预先安置了潜藏的秘境。当道路通畅时，黑戈壁成为旅人施展抱负的舞台。有水量丰沛的谢别苏廷泉水存在，黑戈壁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同时为每一个勇敢的旅人提供了一把进出黑戈壁的钥匙。　
　　此行没有前往明水。为了回忆在明水的见闻，我不但将2003年10月3日在明水拍摄的所有照片都冲洗出来，还将贝格曼当年（1934年1月28日）画的《明水遗址实测图》作了复原放大。这是关于明水的惟一第一手资料。一遍审视着像片与地图，一边尽可能恢复着我的记忆。　
　　明水古城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形制特殊，是因为它的位置关键，是因为它就在天山与黑戈壁之间，构连着这两个地片，隔离开这两个地片，是黑戈壁的门户，是黑戈壁的屏障，是黑戈壁的后背，也是黑戈壁的钥匙。　
　　我在史册中寻找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我推测：它必定和汉与匈奴的整体攻防形势有关，它是超规格的存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不利，在企图退回关内时，被汉武帝严令阻于玉门关外。他的临时将军府——“遮虏障”何在，早有定论。但我想，如果今后的研究考察证实明水的古城与李广利的回师，与著名的遮虏障，有特殊的关系，我一定不会感到意外。　
　　关于“明水”这个地名，在研究公婆泉的含义时，我没有联想到它。一次我偶然发现在清代的地图上，明水，写的是“岷水”。我同然想到，与公婆泉一样，明水或许也不是汉语地名，不是因为有地表水而称。最初它大约是音译。在西北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的语言中，“明”，是计数词1000的意思。在形容多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它，比如新疆焉耆的著名寺院遗址，叫做“明屋”，是“千间房”之意，表示庙宇规模宏大。那么，明水会不会是表示水源丰富之意？否则，贝格曼的实测图上面的那条河（“运河”？）就失去了实际的依托。当然，在马鬃山碉堡山给我的感觉是附近在以前一定是个湖沼。明水古城的海拔高于碉堡山，但它们都在三面大山的环绕中，都有充足的地下水脉。　
　　深入了解了关涉到20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的事件，就清晰地理出了与黑戈壁有关的历史过程的顺序。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步黑喇嘛后尘者涉入了这个区域，最终谁也没有能从其中脱身。这是一场古怪的4人接力：起点与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尧乐博斯是4人中惟一的得善终者。可在台湾的岁月中，他一直在努力从黑戈壁脱身。在回忆录中，比如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8月号）的《马仲英扬威天山记》；《瀚海潮》（1948年4月号）的《记马仲英》，尧乐博斯反复提到，自己于1931年6月上旬某日，到甘肃酒泉（肃州）面见马仲英，是因为想前往中央（南京）述职路过，顺路去看看“尕司令”。尧乐博斯一直到临终前，都在一切场合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专门到酒泉请马仲英入新的。他没有肩负这个使命，这也不符合他的意愿。　
　　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次一拍即合的约定。可以断言，马仲英觊觎新疆已经不是秘密。黑喇嘛死去，马仲英知道应该到哪儿去“逐鹿”。广袤的新疆是他的猎场。　　　
　　穿越黑戈壁（2）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新疆的机密档案，那是他抢在新疆解放前，从西藏出境，带到台湾的“资本”。就是这些档案证明：盛世才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尧乐博斯。实际他连自己的亲人（比如妹妹盛世同、弟弟盛世骐）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关于尧乐博斯，《新疆风暴七十年》证实，在盛世才时期他始终是特务监视的对象。书中引称了“警务处档案”的卷宗，其中“八号情报员”的机密情报证实，在1934年尧乐博斯计划在马鬃山的公婆泉建立汽车站，发展汽车运输，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油库，名义上是为了便利商队，实际上是等日本人占据额济纳之后，进一步进入新疆，作好准备。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如何，已经难以判断。可是，在当时总体的背景之中，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首先，确实有人计划在黑戈壁马鬃山建立新的交通枢纽，而日本在黑戈壁一侧的额济纳活动如何处心积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尧乐博斯来说，只是一个涉入有所深的问题。　
　　另外，我在1998年新出版的《额济纳旗志》“匪患”一节，读到了这样的记载：　
　　1949年冬至1950年春，60余名乌斯曼匪徒多次或南沿额济纳河、或西逾马鬃山入旗劫掠。据记载，乌斯曼匪徒在额寂纳旗抓走牧民2人　，打死打伤6人，抢走骆驼700峰、牛马500峰头（匹）、小畜数百只以及其它财物。11月1日，乌斯曼匪徒还枪杀了额济纳旗前往鼎新邮路的邮运员阎庭有。在人民解放军和旗保安队的打击下，1950年6月间彻底平息了匪患。　
　　以上的内容足以证实，尧乐博斯、乌斯满，从来没有忘记、忽略黑戈壁。实际上在逃离“三区”之后，在从阿尔泰开始的逃亡过程中，他的关注点就在黑戈壁。他的首选在这个三不管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无政府状态最合乎他的胃口。只是，“伊吾四十天”使得黑戈壁的“邻居”——天山东部——过热，只是额济纳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人民政权，黑戈壁不再是“真空”的，他才不得不逃往南山中的无人定居区。　
　　我反复研究着黑喇嘛的那张著名的“标准像”。　
　　可惜的是，哈士纶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从何而来的。但，肯定是出于黑喇嘛一方，因为在相片的右侧有两行汉字：“诺音喇嘛”；“任籍甘肃安西”。　
　　根据这两行字，可以判断出这是正面的宣传。甚至我推断，它必然与杨增新颇费唇舌地为之解释的一个说法：丹毕加参为民国接纳，成了甘肃的官员，有密切关系。说不定这就是当年广为散布的、引起杜尔伯特郡王、唐努乌梁海贝子等外蒙古上层人士不安的那个“布告”。它的目的其是提醒丹毕加参的对头们：丹毕加参如今就是那个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是可能出于外蒙古的反间计，也是外蒙古苏赫巴托尔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看看黑喇嘛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民国政府。但这毕竟是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占稳脚跟之后惟一的“标准像”，此外，从他逃入中国后，生前就再没有曝过光。　
　　我一次次试图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相片上辨认它的背景与拍摄时代。我的结论是：它就是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前拍摄的，他的后面，一远一近就是追随者或既是他自己的帐篷，背景则是马鬃山低矮密集的丘陵。　
　　我特别在意他脚下的地面，在反复搜索后，我认定这个照片是在铭刻着“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等文字的那片平摊拍下的。丹毕加参手持钢枪，稳稳当当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砾石的大地上。这时，要塞可能还没有完工，但他已经在马鬃上占山为王。　
　　我记起，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戈壁时，似乎在当地发现过铭志在大地上的“碑铭”。　
　　果然，在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1927年，考察团离开了树叶落尽的额济纳河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