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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马场的生活太闭塞、太单调了。还有什么比黑喇嘛，比这些传奇故事更有吸引力？当年我记了几本子的笔记，名字叫《一知集》——一知半解之意。不，可能是“一叶知秋”吧。
我们的军马场，就在天山东部南北两道大山之间。它有自己的林场、煤矿、水库、草场……完全是一方柱石。场部所在地叫做“松树塘”。
松树塘是丝路古道上的著名驿站。纪晓岚、洪亮吉等许多名人都为它写有路经的志感之作。在笔记之中，我写过樊梨花与鸣沙山、樊梨花的拴马桩、喀尔里克雪峰之下的“冤案”、纪晓岚与松树塘、天山庙和那个唐碑、焕采沟、南山口的残破古驿、辟特霍勒夜宿记、“伊吾四十天”、青疙瘩、八墙子沟、克音的野马（实际是蒙古野驴）、南山之中为铁链拴住的松树之王、清代名将岳钟琪的点将台、如同电线杆一样指向西方的烽火台……那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在军马场的“北京知青”与“乌鲁木齐知青”之中，我的“书箱”颇知名。我的行囊中有许多世界名著。刚刚上了马群，我正在连续阅读雨果的《笑面人》与狄更斯的《双城记》。与《悲惨世界》相比，我更熟悉《笑面人》；《大卫科波菲尔》我几乎读不下去，可《双城记》早读得烂熟。为此，我成了“异类”。但书籍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他汇报我“读资产阶级”，明天他会与我一同为“关伯仑”死去活来。
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是都从北京的“燕东园”来到了纪晓岚写出《乌鲁木齐杂诗》的天山脚下了吗？再说，不是还有黑喇嘛、尕司令、尧乐博斯、乌斯满，有纪晓岚、洪亮吉、徐松、林则徐、邓廷桢……与我作伴吗？
离开军马场之后，我多次在西部的丝绸古道上探索秘境。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道路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黑戈壁》一（5）
就拿哈密北部、伊吾与巴里坤来说，至少在清朝它是非常重要的区域。通过这里的古道，曾是支撑西域（新疆、卫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脉。从北方比如归化、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出发的商队，一年四季相望于道，而商队的终点并不是乌鲁木齐，而是奇台。奇台，又名叫“古城子”，被视为“五路要冲”。这条“北线”从中原经过内蒙古草地、黑戈壁，越过东天山进入新疆，抵达奇台前，一直在天山主脉的北部伸展向前。它的兴盛几乎与清初经营西域同时；荒废就在20世纪前期。一个直观的看法是：20世纪前期古道交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有了公路、铁路，它们不必再紧紧依水泉前行，而可以将路线取直，改道由天山南麓前往乌鲁木齐。这样，山北的旧路就与驼马木轮驿车一同退出干线交通，因此，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被“冷冻”在大山另一侧。
但是，有在军马场的几年生活，我知道它只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线”（或“小路”）之所以重要，是与整个清朝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清朝在入关之前就重视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满洲贵戚敢于和明争夺天下，靠的就是蒙古诸部的实力补充。在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与伊犁将军一样，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危险中，这条道路无比关键，是大清的命脉。1911年辛亥革命直接导致清廷退位，原来以满洲为宗主的外蒙古开始了从中华版图剥离的过程，最终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一只展翅高飞的黄鹄，变成引颈长鸣的雄鸡。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及唐努乌梁海等广大区域不再由来自中原的物资支撑，也不再需要这条精神“脐带”。
于是，这曾经相当繁忙，至关重要的古道，便成了一节盲肠。
所以，古道从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与匈奴争夺西行控制权的持久征战，曾使黑戈壁以及它的东西两端烽火此起彼伏。那个投笔从戎的将军班超，与匈奴的第一仗就是在巴里坤湖——蒲类海——打的。
清朝经营西域，首先在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那个著名的汉军旗人将领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裔）长期在巴里坤“练兵”，实际是保持着一支机动的威慑力量。有了天山东部，就可以接应额济纳，制约科布多，遥控乌里雅苏台，并且卡住了丝绸古道的脉门。没有岳钟琪的“练兵”，这个区域早就成为征战杀伐之地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世纪间发生在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的往事，才有了特殊的意义。
军马场占据着东天山关键的位置。
我们的夏牧场几乎与外蒙古相连。“对班”老裴的另一个长处——你与他发生矛盾冲突越多，就感到他的长处也越多——是熟悉整个北山以及周边的村落、居民。他叫得出许多地名，这些地名我原来曾不怀好意地认为认为是他自己随口起的，可在以后数十年间一一得到了印证。
他告诉我：我们东边越过一道山梁就是“黑戈壁”，下马崖尽东边就叫做“大黑戈壁梁”。而军马场正北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叫“白戈壁”。“白戈壁”是一目了然的戈壁；“黑戈壁”则是神秘莫测的戈壁。他几乎叫得出北山的每一处夏窝子的地名，叫得出山中的每一处隐秘的水泉的名字。可他明明是来自甘肃东部的“盲流”呀。一个有心人与无心人有多大的差别，看看老裴就知道了。我多次在白戈壁的芦苇丛中，遥望着边界黑黢黢的界山，时不时可以看到骆驼在山根游荡，奔马从视野掠过。那时野骆驼还是家骆驼，是野马还是牧群中的马匹，从来不成为问题。我多次在戈壁的边缘看到匆匆来去的野狼。很长时间我不愿意承认，如何区别一只狼或一只狗就是“对班”老裴的“专利”。诺，那个夹着尾巴的是尾随畜群的狼，而狗只要走动尾巴便直直竖起来，如同旗杆。至于如何分辨在北方山影映衬之下行动的动物是不是一匹马，他教我的一个简便方法是：走路时抬着头（昂着头）的是骆驼、牛，始终低着头的是马。
现在说的“牛市”“熊市”，说不定就是从此而来。
从远古开始，改变人类居住版图的，除了战争，就是迁徙。道路无处不有，变更随时会出现。从游牧到定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新的迁徙的开始。在军马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游牧。一个马群，冬天放牧在连部附近，夏天则要进入深山，放牧在夏牧场。身在马群，除了书籍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细软财物。一件十来公斤重的皮大衣，一个行军水壶，就是你的生活必需品。而在一具帐篷之内的，只能是“一家人”。试想，在每个月搬一次家的情况下，什么事能够瞒住同住在一个帐篷之中的人呢？
在军马场当“牧马人”的五年间，不但与黑喇嘛结缘，我还“认识”了另外三个与黑戈壁关系至密的历史人物：
“尕司令”马仲英。
“哈密虎”尧乐博斯。
“北塔山事件”的“巴图鲁”乌斯满。
在我看来，以黑喇嘛为代表的这四个人，就是20世纪前期黑戈壁历史的参与者、设计者。而他们活动的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是因1911年亚洲的最重要事件——清王室退位、外蒙古（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国剥离而“搭设”的临时舞台，在半个世纪间，成了中亚地缘政治的“调色板”与“展示厅”。就如同火山熔岩必定冷却，这个区域到了1962年中国与邻国蒙古正式划定疆界，开始凝固。政治实体的分合，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关涉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黑喇嘛选择了黑戈壁，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没有军马场的生活，我则不可能与黑戈壁有什么关系。
《黑戈壁》一（6）
记得从懂事起，每逢看电影，重要人物一出现孩子们就会问大人，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家长们似乎从来不为难。可至今仍然使我难堪的是：我不能使用两个字来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黑喇嘛这样复杂的典型。对于黑喇嘛这样的人物，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他都是这出戏的主角。好，还是坏，只不过是他吸引关注目光的方式。
传说中的黑喇嘛，是个喜怒无常的强盗。他滥杀无辜，他劫富济贫；他信仰虔诚，他只不过是个“假喇嘛”；他精于算计，他挥霍无度；他刀枪不入，他最怕冷箭。所以关于黑喇嘛，一个没有人敢高声说出的猜测是：
黑戈壁只有一个。却可能有不止一个黑喇嘛。
传说中的马仲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最年轻的将军，当上师长时才不到20岁。所以叫做“尕司令”，“尕”在方言中是“娃娃”之意。也就是林彪——这是在军马场时人们极其隐秘的类比——可以与其相提并论。黑喇嘛“刀枪不入”。据说黑喇嘛曾面对一圈刺客，挨了若干枪之后，却一挺胸一耸肩，撞瘪了头的子弹扑鲁扑鲁地从他的衣服上掉了下来。这简直就是美国科幻片中的一个场面。而马仲英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大小战打了百十次，多次传说伤重，可要不了多久，他又出现在两军阵前。在黑喇嘛死后，黑戈壁的短暂“真空”期间，马仲英在1931年7月，1933年1月，通过黑戈壁两次打入新疆，最终进入苏联，至今下落不明。
传说中的尧乐博斯3的家世，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落实。“尧乐博斯”在维吾尔语中是“老虎”之意，所以他又被称为“哈密虎”或“虎王”。在哈密地区，没有人比尧乐博斯更可怕或说更有心计。他是政局瞬息即变的哈密政坛的不倒翁，也是四个人之中死在最后的一人。他曾是所有势力都接受的人，因此也是所有势力都极力排斥的人。他在哈密地区的最后杰作，是已经解放了的1950年初，据说与乌斯满一起推动了“伊吾四十天事件”。传说黑喇嘛又回到黑戈壁，时当地着实紧张了一阵子之后，在1971年冬天实行的另一次戒备，就是因尧乐博斯而起。“伊吾四十天”解围，人民政府重新控制了天山东部，尧乐博斯带着死党通过青藏高原，从中印边境出境，最后到了台湾。在台湾他长期担任国民党的“新疆省政府主席”。1971年，他死了。台湾的媒体说，他的妻子廖影秋与其子女要将他的遗体埋葬在哈密。于是，“尧乐博斯要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就是我们军马场的一次新戒备的由来。
传说中的乌斯满4，我最熟悉，因为来军马场之前，我看过电影《沙漠剿匪记》，读过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在长诗中叫“忽斯满”），一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从结局来说：黑喇嘛被刺杀于1924年（或1923年）；马仲英在1934年7月突然投入宿敌苏俄怀抱，至今下落、生死不明，据说关于他的档案在80年代被苏联“克格勃”列为国家机密；尧乐博斯1971年死在台湾；乌斯满于1951年在甘肃、青海的交界处被解放军剿匪部队生擒，1952年4月经公审在乌鲁木齐的南门被处死。乌斯满一直为台湾认可，因为他是著名的“北塔山事件”的“英雄”。其实他也是想经青藏高原出境逃往台湾，但他带着一个庞大的部落，没有尧乐博斯那样利索。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与尧乐博斯有极大的不同，是“伊吾四十天事件”将他们的名字拴在了一起。所谓“伊吾四十天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神秘莫解、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章节。1950年3－4月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六七个月了，新疆早就和平解放，尧乐博斯还出任了解放后的新疆哈密专区专员。可一个已经习惯于从无新闻、备受冷落的小县伊吾却冒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全县整个叫反动势力颠覆，驻守在县城的一个连的解放军被严密切断了与上级联系，依靠伊吾县公安局的物资与地势，死守了四十天之久。其中，两次组织救援，都无功而返。四十天之间，东天山“群魔乱舞”，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关于“伊吾四十天”的一些资料提到，事件是尧乐博斯与乌斯满策划并作主谋的。但如果他们两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的领导了这个事件，情况也不会如此简单，不论成败都会弄出更大的响动来。他们都有过类似经历。他们与黑喇嘛、马仲英一样，绝不是安于占山为王、找个压寨夫人就罢了的人。实际上，他们的对手也从不这样看待他们。
关于黑喇嘛，以及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我们的探索才不过刚刚开始。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结局也颇不同。可我确实一开始就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了奇怪的共同点。是黑戈壁将他们结系到了一起。
大雪封山的1972年10月，我携带着简便行囊离开松树塘，前往乌鲁木齐。我们的车翻越了天山的分水岭——库舍图岭。
库舍图岭，是“碑岭”之意，在这个地方原来有一通唐人刻的“记功碑”。清朝前期收复西域后，为保护古碑建立了一个庙宇，就叫“天山庙”。我站在天山庙前，俯视天山。我已经25岁，知道这一去再来也难，因为松树塘确实是远离交通线的地方。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已经与松树塘、军马场，与东天山北部的山川植被、戈壁草滩不可分离，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黑戈壁》二（1）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生活工作了近十年。
其中，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大学作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细说也罢了，反正境况比现在的都市“打工仔”“拾荒者”还要等而下之。后来又在煤矿工作，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可，我是谁呢？我不是知青吗？——好在我年轻。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什么也做不成，除了读书。然而读书也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