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社以退为进，对刘庆河说：“我这是请示领导，你不答应就算了，为啥要难为我？要不，我召集人，把祖师顶恢复了吧。”
刘庆河果然中计，他说：“我不管你那扯 蛋闲事儿，祖师顶你想咋搞就咋搞！”
得着这句话，孙乃社放下心来，跑了十几里路，把过去最后一个住持的道人请来，主持大事儿。这个道人，道号叫“静宇”，据他所说，他们属于丘祖的门派，丘祖就是道教名人丘处机。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好像是姜子牙（吕尚）创建的。当然，还可以把周文王扯进来，因为是他在被囚禁在汤阴县羑里城的时候（羑，音yǒu），大彻大悟演绎了“易经八卦”。道教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些古董，所以，周文王应为道教的开山鼻祖。后来出现的鬼谷子、炼丹术士葛洪等奇人，都可以认为，他们为创建道教作出过突出贡献。再往后，道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宋朝末年的王重阳、丘处机等几个大道人，师出同门，又创立了各自不同的门派。那部在文学史上算不得名著的《封神演义》，更是为道教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俺们山里人对那个花花公子贾宝玉，整天哭哭啼啼的病美人林黛玉不感兴趣，做过土匪的喜欢《水浒传》里的人物，其他更多的人是把《封神演义》视为经典。孙乃社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上八仙”中的吕洞宾、曹国舅、何仙姑以及倒骑小毛驴的张果老，此外，还有托塔李天王李靖、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手持双锤的雷震子，这些人物，又常常与《西游记》中的人物搅在一起。
最让孙乃社津津乐道的是，道教最赫赫有名的张天师（俗名张三丰），虽然能够向天作法、呼风唤雨，法力无边，其实就是我们寨子祖师顶山东边的人氏，在他当年未修炼得道成仙之前，娶的夫人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姑娘，所以我们这一带官称张三丰为“姑夫”。我们这一带有“骂姑夫、骂姐夫”的传统风俗，张三丰是姑夫，当然可以在尊敬的同时，随便辱骂开玩笑。只要是我们马寨的大人、小孩，如果上了道教圣地武当山，可以骂骂咧咧的，神仙不但不怪罪，还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亲戚门里的后人来了。要是张三丰还活着，一定会对着亲戚们笑骂一番。这种做派，让那些外地虔诚的香客们惊诧莫名，唯恐我们的张狂，得罪了神仙。当他们知道了这个典故以后，所有香客们，又有点嫉妒，他们想，这个神仙张天师一定会“开后门儿”，特别优待我们这一带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让我们这一带人，在庄严、神圣的地方既得意，又风光。
“静宇”道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过去一直是个农民。近几年来，宗教信仰不受阶级斗争限制了，气候一适应，他马上重新留了长发，束上了发髻，穿上了道袍、道靴，打上了白色裹腿，再加上飘飘冉冉的胡须，如果手捧拂尘，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改革开放后，他的懒骨头开始起作用，不愿种地下力了，经常被人请去做法事，获得了不少好处。尤其是上了年纪，眼睛花了，头发花了，心也花了，做法事的时候，两只眼睛总是在大闺女、小媳妇身上打转转。他已经厌烦了这种漂泊不定的道教活动，总想回到祖师顶，替神仙享受香火。就怕人家马寨人不同意，一直没有敢提出来。这一次，孙乃社专程来请他，“静宇”道人非常兴奋，打了小包裹，背了把雨伞就来了。
在孙乃社家里，两个人商量了很久，拿出了修复祖师顶的方案。“静宇”道人还答应，等事情办成了，给孙乃社抽成一定比例，孙乃社更加热心了这项公益事业。于是，亲自起草了“召子”，向四外村分发张贴。
事情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顺利，这里振臂一呼，响应的人竟然那么多。在起初的那些天里，信男善女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拥上了祖师顶。上去的人没有空手的，有的带了四五块砖，有的带了十几片瓦。因为在“召子”上有号召，凡是来捐钱的人，将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写在功德碑上，所以，更多的人是为了捐钱而来。
“静宇”道人和孙乃社组织了一帮子人忙得不亦乐乎，饭都顾不上吃，每人发了方便面和矿泉水，兴奋地收集花花绿绿的票子，一天下来，收满了好几个纸箱子。夜里他们点上蜡烛，把票子整理成捆儿，交给孙乃社和“静宇”道人保管。因为事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发了毒誓，没有人敢贪污这些敬奉神仙的钱。“静宇”道人很公平、很大方地代表神仙给大家发了不少的辛苦费，所以一干人等非常高兴，非常敬业。这“静宇”道人真是神奇，拿这么多的钱，在山上转了一圈儿，谁也不知道他把钱藏匿到哪里去了。第二天，照收不误。
这样下来，收到的钱拢到一块儿，远远超出了想象的数目，“静宇”道人给孙乃社分了一些，孙乃社嫌少，有点小争执，“静宇”道人宽大地又给了他一些，并且告诫他，这是香火钱，不可争执，不可声张，等庙院盖起了，石碑上刻着你的首功，你拿多少钱也买不到。
修庙工作终于要开工了，孙乃社原来打算让刘庆河来山上，主持开工典礼，“静宇”道人说：“一个小支部书记有什么了不起，我打算请县里的领导来！”
“静宇”道人测算了开工的黄道吉日，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几天，下山去走了一遭儿。果然，高楼乡的领导陪着县委抓宣传工作的邢副书记、统战部曹部长来到了祖师顶，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那个邢副书记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说跑遍全县，也没有发现这么幽静动人之处。曹部长原来在这里当过小公社书记，详细地给邢副书记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土特产什么的，让邢副书记倍加感慨。“静宇”道人乖巧得很，马上拿出纸笔，请上级领导题词，这位领导先是抬头望天，后是眉头紧皱，经过一番思索，欣然命笔：
奇峰兀立群峦间，
松涛石阵舞翩跹。
丽日当空耀盛世，
改革长剑破险关。
写毕，邢副书记竟然像那个醉酒的大诗人李白，有点癫狂，把一管新毛笔奋力掷在地上。一群人纷纷叫好，都说这诗太好了，好，实在好，非常好，好得很，好得出奇，好得没有比这首诗再好的了。至于如何个好法，紧紧围绕邢副书记转的一群人中，没有一个有学问的，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邢副书记心知肚明，这是一群人在无聊地恭维他，但也没有说破。自己正在陶醉之中，说破了，败大家的兴，也败自己的兴。
这一群领导，在山上活动时，只和“静宇”道人说话，把跑前跑后的孙乃社晾在了一边，让孙乃社的书袋子掉不出来，使孙乃社多少有点遗憾。只有邢副书记曾经把右手伸给他，让他用双手捧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握过的最大官员的手。官员们走了以后，他舍不得洗这双手，说是怕把领导的仙气洗掉了。年轻人不屑一顾，笑着打趣他，表爷，你要是把胳膊砍下来，岂不是永远做个纪念了？孙乃社没有理他们，仔细地品味了邢副书记的诗，品了半天说：“这诗是无比的好了，平平仄仄的，只是欠缺一点歌颂道教的味儿。”“静宇”道人说：“怎么没有？这‘盛世’二字就包含进去了，只有盛世，才能修庙嘛。”孙乃社说：“对，对。还是道长的悟性高！”道长把这张纸恭恭敬敬地卷了起来，打算拿下山去，裱糊了以后，挂在显眼的部位，当做镇山之宝。
后来，悟性高的“静宇”道人，经常揣着香火钱到县统战部走动，肩上背着的大袋子里，装的是一些黄绢子，上面用红朱砂画满了像朝鲜文字那样的符咒，只有个别领导在场时，他都会神秘地送上一条，说是请领导把这条黄绢子，带在身边或者放在枕头底下，可以驱邪避灾，防小人作祟，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些领导无不欣然地接受，并且真的悄悄地按照他的秘嘱办理，心理上很受安慰。在一些场合下，大家议论起来，都说这个“静宇”道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才”终于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进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倒是对建庙功劳最大的孙乃社，自从下山以后，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十几服汤药不见回头。孙乃社心里想，八成是自己从山上拿回来的钱是不义之财，神仙不太喜欢，才用这种方式警示他。于是，就要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静宇”道人，道长说：“这是神仙给你的辛苦费，并不多，没有什么。”孙乃社的心一下子放宽了，这钱当然不用退了，当天就吃下了一大碗饭，病也好了起来。
办在声顶寺里边的马寨小学，因为刘庆河不同意恢复寺院，躲过了一场大劫。可是，家长们纷纷到刘庆河那里告状，说现在的小学越办越不像话，教学质量太差了，村里再不整顿一下，没有人肯送孩子去上学了。
第65节 转正
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