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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扒拉出一个电话号码本，给我们县的民政局局长打电话。很容易就接通了，他们两个人称兄道弟地打了一阵哈哈后，局长问他，贵哥轻易不打电话，有何事情要办？孙二孬就把杜思宝的遭遇给局长说了。局长说，我这手下的人，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并不是专门对杜局长的。请你转告杜局长，叫他放心，没有问题，不用再找任何人了，只当没有这回事儿。
后来，孙二孬对杜思宝说，这个局长够弟兄。他把那个稽查队长叫去，对队长说，杜思宝是市里管的干部，咱管不了。队长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局长的铁关系，这事情从此就不再有人提起了。
孙二孬的大名孙丙贵，在马寨从来没有叫响过。可他在唐都市的建筑界，已经很有名气，官称“贵哥”，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孙丙贵的大名。他的小名，在唐都市，只有杜思宝等几个圈内人叫。唐都市的汽车配件市场、“在水一方”住宅小区等十几处房地产开发项目，都是他开发的，事业越做越大。
孙二孬在县城起步的时候，确实蹲过一阵子监狱。说监狱也不准确，就是市检察院曾经“下过他的米”，把他投放在看守所里，让他喝过一段儿稀饭。
检察院这个部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司法制度健全了，才发挥出日益强大的作用的。在他们低迷的那些年里，人们不晓得有检察院的存在。有一个笑话说，一个育龄妇女孕检，径直进了检察院，说是找医生，看一看自己的胎位正不正。这个笑话，让在检察院工作的检察官们，好没面子。等检察院的反贪部门成立后，孙二孬成了最早领略检察院厉害的人。
那时候，孙二孬带领的建筑工程队，刚刚在我们县站稳了脚跟。他用孙丙豪给的钱，把妹妹孙丫丫的房子、工作安排好以后，自己开金矿发了一笔财，举家搬进了县城。人是不能闲着的，有了钱也要有活干，这人生才有意义。孙二孬通过长时间观察，看准了建筑业挺有市场，就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一支建筑队，到处找米下锅揽活干。他的性格豪爽奔放，出手慷慨大方，再加上三斤不倒的酒量，善于交际应酬，做活认真细致，让他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终于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建筑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老板。正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反贪工作加大了力度。唐都市各个县（市、区）的检察院做的第一批反贪活儿，就是从建筑工程上的腐败现象开刀。
就在他的公司挂牌的那天，他请来了县城各个职能部门的头头们捧场，在县宾馆安排了十几桌酒席。检察院里也来了两个同志，他没有在意，只当做客人招呼。这两个同志冷静得很，看着他做完了一切，把客人安排入席，挨着桌子敬了一巡酒。大碟子碰酒下来，他的脑袋稍微有点发晕。检察院的同志把他叫出来，客气地对他说：“贵哥，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问您一下。”孙二孬一愣，就想借酒劲儿发火，忍了忍没有发出来，乖乖地跟着他俩走了。
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我这里确实没有说瞎话，他开始被接到另外一个县的小宾馆里，被几个检察官们轮流看守，七天七夜不让他眨眼，不停地问话，甚至被他激怒，惹得几个检察官还拳打脚踢，痛快地揍过他几顿。他这个人嘴死得很，什么也不供认。这几个县里的检察官见他是“茅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把他移交到了市检察院审查。审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供出给那些有权的单位领导行贿的事实。他心里想，为人要讲义气，我送了礼，人家也没有亏待我，干吗要反咬人家一口？咬了人家不打紧，我出去以后，还怎么混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反正大不了是一个死，这时候就是死了，也比父亲为了一块牛肉割牛舌头，被吊死在椿树上强多了。
有了这个念头，孙二孬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检察院官员们不让睡觉，用大电灯泡子烤，就是不说自己给人行过贿。逼急了，他用脑袋往墙上撞。审问他的人，想方设法折磨他的神经，连吃饭也刁难他，只给他干食品吃，不给他水喝。把他渴急了，他就在卫生间用手接自己的尿喝，甚至抢了痰盂，捧着喝了里面的脏水。各种煎熬受尽了，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他就是什么口供也不说。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建筑工头们就比较熊包，把以前行贿的情况全部倒了出来。全市上上下下，迅速“双规”了一批城建局的主要领导和有关的人员，在建筑行业引起了地震都不能够产生的重大效应。只有孙二孬到底没有说出任何案情，检察院的领导非常恼火，说他极其不老实。为了怕他出来串供，把他关押进看守所，关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把他放了。
出狱的当天，他给杜思宝打了一个电话，杜思宝立即从唐都市专程赶回到县城看他。在前去的路上，杜思宝以为他一定会狼狈不堪。谁知瘦了一圈儿的孙二孬，精神状态十分良好。二人见了面，孙二孬异常兴奋，他对杜思宝说：“大难不死，我今后算在建筑行业立住脚了，你放心，谁都愿意同我打交道。”
孙二孬果然料事如神，晚上就有人请他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城建、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的领导，还有那些让他干过工程的单位，纷纷不顾影响，轮番拉他出去吃喝。受到他保护的人，像对待英雄一样对待他。与他没有关联的人，也对他十分敬重。那时候，还不时兴招标承包，他到哪里联系业务，哪里就会满足他。有两个即将倒台的建筑公司，也被他兼并了，孙二孬的事业迅速壮大起来。
最出乎意料的是，县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也出面请了他，半是表示歉意，半是表示敬意。那两个请他出去说情况的年轻检察官也到了场，大家谁也不说案情，心照不宣地在一起吃喝。席间，喝高以后，两个小伙子给他敬酒时，才说了句对不起的话。孙二孬赶紧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你们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嘛。这一次，不打不成交，我确实交了不少检察院的朋友。接着，顺嘴说出了市院的曾处长、小高等人，说他们人好，对他的帮助教育太大了。实话说，这些人都折磨过他，他却当成了朋友，丝毫没有芥蒂，这更加叫人越发敬重他的为人，“贵哥贵哥”喊得非常亲热，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一笔勾销了。
在县里干了几年以后，孙二孬觉得发展的前景不大。于是，挥师北上，把总部迁到了唐都市。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正赶上了加速发展的机遇。由于他善于用人，精于办事，机智灵活，与市里的几个领导打得火热，他的公司迅速膨胀，规模和实力足以和国有的大型建筑企业抗衡。到杜思宝父亲去世这一年，他的公司已经相当规范，成为唐都市大型民营企业之一。
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奇。人们对于他经营的手段，有许多猜测，却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第78节 手机
当人们对孙二孬的横空出世，各种版本的传闻，流传甚广的时候，只有孙二孬甘苦自知，他最清楚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经营的秘诀之一，就是别把钱看成是钱。你要是认为他赚了一百块钱，他实际上只不过赚了三十块钱。当然，那七十块钱并没有白花，为他赢得了比赚到七十元钱更大的经营空间。
我们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私下里说孙二孬是个“野种”。他妈妈胡荣花尚且搞不明白的事情，别人当然也说不清楚，孙二孬到底是不是真的姓孙。但从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营的手段暗合了《孙子兵法》这一点来看，他姓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他的DNA密码里，好像有着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孙子的遗传基因。
按我这个混蛋逻辑，全世界会打仗、善经营的人，都应当姓孙。回顾历史，在二战中，能征善战的巴顿将军，应该叫“孙巴顿”；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当今世界上，首富比尔·盖茨，应该叫“孙比尔·盖茨”。这种推理，当然是在开国际玩笑。
其实，真正姓孙的人，除了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民国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和现在的大款孙二孬以外，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写了兵书，总结出战争规律，提供了“三十六计”的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他的遗传基因，在众多姓孙的后代身上，并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而在孙二孬的骨子里，这种基因的能量，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比如，他懂得“将予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在关键的时刻，找关键的人物，运用特殊的公关手段，为自己铺平道路。这些公关手段，从送烟酒开始，发展到送衣物家电，送钞票首饰，送金卡债券，送保健营养，送美女伟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够运用的手段，孙二孬全部调动出来，随风潜入各个角落，“润物细无声”，不管有多大开销，只要能够炸平前进的道路，孙二孬的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一个农民，在都市里闯天下，若没有这种本领，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
送礼是有很深学问的，你要是不舍得、不敢于、不善于送，你将一事无成。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只有从收礼者的需要出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要不然，你想请客，大家都吃腻了，谁稀罕你那一桌酒席？你送礼，小磨油都放馊了，还要落下不清正廉洁的议论，谁稀罕你大包小包？孙二孬就深得其中奥秘， “送礼不送脑白金”，什么时髦送什么。当手机开始兴起的时候，孙二孬送出去的手机，不下数百部。在这之前，他还送过传呼机这种小玩意儿，给了不少手中掌管项目和执法执纪的人。
在我们这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地流行一种叫做“BP”机的通信工具。电讯部门首先建立了传呼台站，“126”是人工寻呼，“127”是自动传呼。腰里有一个这种“摩托罗拉”寻呼机的人，一时间，风光无限。只要“BB”地响或者振动起来，就一定是有人在寻呼你。简陋的数字机只能显示号码，中文显示的机器还能留言，可以出现“亲爱的，我想你”字样。在接收寻呼的表达上，也不知是港台味儿，也不知是译音，呼你不叫“呼你”，有的说是“扩机”，有的说是“扣机”，有的说是“拷你”，反正谁说得嗲声嗲气的，谁的“BP”机不停地有动静，谁就是资深的用户。
在高新技术的应用领域，领导们当然是率先垂范的。两千多块钱一部寻呼机的时候，他们的腰里，最早别上了这种玩意儿。他们一旦接到了寻呼，可以随意用一部固定电话立即回话，下达指令，回复情话，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呼机的好景不长。人们眼热这种通讯工具的时候，并没有像当年孙二孬骂放电影的老齐那样，恶毒地说“买一台传呼机让老婆带，好日那些有这种洋玩意儿的人”，而是传说了各种不好听的戏谑。有的说：“这是电子拴狗绳儿。”有的说：“这种东西美国佬是给奶牛戴的，挂在奶牛的脖子上，到了一定时间，农场主发出召唤，正在牧场上吃草的奶牛，听到BB的响声，就知道该回去挤奶了。”有的编成了顺口溜儿：“腰里别个‘BP’机，不是妓女是司机。”
也真的是这样，领导们很快就用手机把传呼机淘汰掉了。只剩下司机们为了方便工作，佩带这种传呼机的时间较长一些。“BP”机价格一降再降，从两千元下降到一千多元，再下降到不足四位数。直到后来，无线寻呼台为了开展业务，寻米下锅，干脆把“BP”机白白地送给用户。
降到五六百元一台时，好多人还用不起，杜思宝单位里的通信员小宋，节衣缩食买了一个，却没有人“扣”他。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有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用机关里的几台座机，拨出腰里“BP”机的传呼号，自己寻呼自己。在众人面前，借助传呼机“BB”的响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岗位的重要和女朋友的爱恋。
你说这世界变化快不快？传呼机由盛到衰，前后不过几年的光景。现在连捡破烂的、扫大街的都用上了小灵通、手机以后，使用传呼机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上小学的孩子们，恐怕根本不知道，几年前，社会上还有“BP”机这种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
手机最早出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大款们神气活现地提一部砖头大小的无线电话，叫做“大哥大”，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收打完电话后，“啪”地摆在桌子上，那种“牛B傲人”气势，足以让官员们汗颜。
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大哥大”的体积明显变小了，成为“一把攥”。这种模拟信号的机器，号码用了七位数字：“900××××”。一部手机开始要两万多块钱，如同不锈钢茶杯一样，仍然是领导们率先使用的。这种最早的“摩托罗拉”手机，黑不溜秋的，铃音只有三四种，翻盖接听。那时候，杜思宝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局长们还没有手机。孙二孬送给他这么一部手机的时候，他吓得藏起来，许久才敢偷偷地用一两次。
没有两年，上级根治耳朵上的腐败，各级纪检部门收缴了一大堆这种破玩意儿。缴了以后，大家理直气壮地换上了新一代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牌子，用数字信号传输的手机，号码也升到十位数：“139×××××××”，用手机的队伍日益庞大，号码又在139后边加上一位，变成了十一位。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到现在，除了前边的那个“1”是根据国际编码不能变更以外，其他的数码变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与百姓们有所区别的是，有职有权的人可以用特殊的吉利号码。手机除了打电话以外，还具备了发送短信、上网等功能。最普及的当数发短信，不仅为了时髦，还能够节省话费。千万不要责怪现在的人，理想和信念淡化了，一切向钱看，因为说话也是要收费的。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