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达到全盛时期。同年12月，彭德怀率领湖南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井冈山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土地的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只有在极少数山多田少的地方才以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1928年12月，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这个初次规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地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为了长期进行斗争，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1927年11月28日，茶陵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谭震林担任主席。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湘赣边界，县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最多时达到六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广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道路的新起点。
（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逐渐滋长了“左”倾情绪。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错误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党中央取得了支配地位。这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主要错误是：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从民权主义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绝对的反革命势力，错误地推行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左”的政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1927年革命失败后暂时低潮的形势。因而不但不去组织有计划的退却，反而盲目要求进攻。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应以城市为中心，举行工人武装暴动。在推行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的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也发展了起来，无理地处分了一批领导武装起义的党组织和干部。“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损失，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受到干扰。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正确估计形势，确定党的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政治决议案》等文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肯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制定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大会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这就使党内“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也使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道路。此后相继创建的其它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的，有“左”倾思想的人，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注目于中心城市〖JP2〗武装起义，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有右倾悲观思想的人，被优势敌军对根据地气势汹汹地进攻所吓倒，对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表示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农村根据地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当时全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于1928年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证了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随着红军和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1930年1月，他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概括了红色政权的基本内容，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并把建立小块农村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理论。同年5月，毛泽东写了《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初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有力的批驳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从党的思想路线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道路。后来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这一理论又作了更为科学的理论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进攻农村，而必须走在农村地区先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进攻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在中国，之所以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从社会性质上看，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实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第二，从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上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占有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第三，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的客观事实，但敌人统治着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广大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地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向农村进攻，在那里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条件，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第四，从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上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上，中国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农村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为红色政权在农村独立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我们有可能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空隙，使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中产生和坚持下来。
毛泽东把红色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是有机结合和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毛泽东还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鼓舞其胜利的信心；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并在农村积蓄力量，壮大自己，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它继十月革命之后，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四、中国革命的复兴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发动了新的“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白露村召开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敌后进军。会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经过曲折斗争，先后攻占了宁都、兴国、瑞金、雩都等地，奠定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接着，红四军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三度入闽，先后攻占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消灭了三股土著军阀，建立了许多县的革命政权，奠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胜利，红军有了较快的发展，部队由三个纵队扩大到四个纵队，人数达到6000人。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基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的。红军人员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并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致使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红军和党内来，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严重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在军队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会议未能对讨论的重要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陈毅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中央于9月28日向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发展土地革命，实行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是红军的基本任务。指示信要求红军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指出了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及来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指示信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团结一致，努力对敌斗争，并明确指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加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于同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两年多来红军建设的经验。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基本原则。“决议”还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