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奋斗，特别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在农村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同志，在贯彻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的同时，正确解决了六大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 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2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在商（城）南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派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二）党在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同时，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八七会议后不久，党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领导和组织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白区地下斗争，进行了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的艰巨工作。
六大后的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了以下原则：第一，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地党组织设法从各方面（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近工农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艰苦耐心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地聚集力量，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第三，坚持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在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输送干部、提供经费和物资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30年9月，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229个，党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0万多人。赤色工会会员达到10万人以上，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也有所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是分不开的。红军挺进到哪里，党就在哪里开展土地革命，以土地革命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持和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1929年4月，毛泽东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和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则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使中农受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
在土地分配方法上采取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等。1930年6月，毛泽东又在南阳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政策，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了准许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问题。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到1931年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三）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被纠正，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重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重新抬头。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发来四封指示信，都强调要“反右倾”。断言“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现在应当“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
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于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夸大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条件，甚至武断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要在这最后决战当中，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抹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错误地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在组织上，为了执行其冒险计划，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错误更为完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推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很大损失。在白区，各大城市的罢工和起义相继失败，许多党员、群众惨遭敌人杀害，两个多月中，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破坏。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强烈要求纠正这一冒险主义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制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接着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上是有功绩的。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整个工作逐步向正确轨道转变。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接二连三地进行军事“围剿”，并把“围剿”的重点指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纠集10万、20万、30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歼敌7万余人。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军民也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也同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它主要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异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它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它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一条适合当时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对于这条军事路线，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作了更为完整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
第二讲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革命形势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危害最烈，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本应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继续努力，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但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留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丝毫揭露和打击”，攻击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错误的在党员中号召改造中央，要求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在此期间，王明发表了《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新形势下“左”倾错误的总纲领。
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错误地认为，立三错误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右的实质，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米夫的操纵下，会议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升为政治局常委，掌握党中央的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第三次统治。
王明一派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政治上：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强调在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规定了一系列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的口号。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低估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斗争服从和配合城市工作，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第四，在策略上，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阶级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承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也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打倒一切”的策略。在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斗争，不注意斗争的适可而止。
在军事上：他们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相对立。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主张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否认敌强我弱，以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阵地战，代替我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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