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扩大了抗日力量的阶级组成，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促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阶段上去。”“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具有广泛的民族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但是两党都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和三年合作、十年分裂与战争的经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上述特点说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是党领导抗战、决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党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日的问题，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进行抗日的问题。这一问题集中表现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国民党的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的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因为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抗战的目的不同、执行的政策不同、要求抗战的前途不同，因此，采取的抗战路线就不一样。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对待人民抗日的态度问题；斗争的实质是抗战由谁领导、抗战的胜利果实属于谁的问题。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决定着抗战的成败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抗战出现了两个相互依存、相互配合、作用不同的抗日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场。
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具体制定党领导抗战的纲领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方面代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七七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也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了关于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第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第二，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三，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第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权利，并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实现这个路线的具体方针、政策，指导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次会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行动纲领，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保证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饱受战争灾难，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说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无法实现。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被迫抗战，但因其腐败无能而造成军事上的节节溃退，致使“战必败”的亡国论调泛滥，汪精卫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大肆叫嚣“再战必亡”。某些中间阶层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蒋介石集团则幻想依赖英美的出面干涉和苏联的出兵援助迅速结束战争，鼓吹速胜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政学系就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日本“最后的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却有一些人存在轻敌思想，以为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的力量就可以迅速取得抗战的胜利。另外，党内党外都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
为了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和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等种种错误观点，阐明党的持久战思想，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总结10个月抗战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和党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
第一，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的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因为：一是由当时时代的总特点支配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即中国进行的是民族革命战争；处于进步的时代，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但由于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所以又是极其艰苦和持久的。二是由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决定的。这四个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明确指出中国抗战不能速胜，是持久战；又根据后三个特点，着重强调抗战不会失败，不会亡国，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历史进程，指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念。
第二，深刻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是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的体现。
第三，规定了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第一、第二阶段的具体战略方针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指出：游击战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人民战争的有效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它可以配合正规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它将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在战略反攻阶段，它不仅配合正规战，而且将使自己提高为正规战，上升为正规军，负担起战略反攻的伟大战略任务。因此，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形式“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哲学思想，解决了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思想问题；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了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必然趋势，论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纲领。
四、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条件下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由于国民党在联共的同时仍然实行限共、反共的方针，所以党内有些同志对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缺乏本质认识，滋长了右倾投降主义情绪：在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问题上，红军改编后，个别人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领导，发展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对国民党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但是，这个时期党已经成熟，党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必要的预防和坚决的斗争。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及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集团的情况，明确地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任务，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抗战的领导权。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情绪，反对洛川会议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随后，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不经中央同意，公开宣扬他的右倾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其错误主张。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错误：在政治上，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反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前途上，认为抗战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否认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割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把争取民主和坚持抗战对立起来，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在组织纪律上，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
王明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和新四军的扩大，同时还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两个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刘少奇、项英等分别作了专题工作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着重明确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重申了党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根据地，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就是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因为：首先，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联合，各阶级既有共同的目的，又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保持本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绝对必要的。其次，它是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关键。在统一战线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时刻阴谋瓦解、削弱我党力量；在党内，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迁就退让；在国际上，苏联和英美都轻视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因此，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再次，它是我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两个一切”，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的历史教训，使党认识到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必须实行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必须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必须区别情况，采取“先奏后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