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某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
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首先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并且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领导人的完全同意，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五月工作会议。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在全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
至此，党中央终于下定决心，要坚决退够、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使调整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会后，党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精简职工800多万、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决定从1962年起，再精简职工1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要求两年完成。到1963年6月，精减工作基本结束。这样，既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又减轻了国家商品粮负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67亿多元，比1960年减少317亿元。1962年的大中型基建项目1003个，比1960年减少812个。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
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钢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吨，降为1963年的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降为1962年的22亿吨。
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到1962年合计减少了436万个。同时充实了石油、化纤、塑料等急需工业，保证了国防和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
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由于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使农村劳动力得到增加。国家还调整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将机械工业的110个企业转产为农业机械。国家还减少了粮食征购量，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25％。几年中对农民退赔20亿元。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五，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在坚决稳定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这些措施的实行，很快回笼货币60多亿元，稳定了市场，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行了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为近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平反；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62年前后，各地还分期分批地给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党中央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调整，紧密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粮食产量达到1600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25亿公斤。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10月，党中央在《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逐步好转。
三、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好转。但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党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此外，台湾蒋介石集团利用我们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在沿海进行骚扰，并派遣特务进行颠覆活动；社会上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激化。在国际方面，苏联领导人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1962年4月，苏联驻我新疆的领事馆策动诱骗新疆塔城等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又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印度军队也侵入我新疆、西藏边境，制造纠纷。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准备。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肯定了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强调必须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在农业方面继续认真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的各项政策，通过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重申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这些决定，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他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醒全党注意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对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观点。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使我党自1957年以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错误，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反而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以致后来又进一步错误地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成为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全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没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错误地批判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所谓“单干风”，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错误地把党中央部分领导对我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批判为“黑暗风”，并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全会结束前夕，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建议提醒与会同志，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会后要把做好当前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这对当时以主要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中苏论战的影响下，从1963年到1966年春，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虽然肯定了农村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但是，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同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各地试点、调查和训练干部中提出的问题，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了若干有利于团结两个95％的具体政策界限。《后十条》还强调运动和生产必须密切结合。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正确的。但《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在指导思想上是“左”的，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作了夸大的估计，规定运动要抓的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双十条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使全国家喻户晓”。各地经过试点，从1963年冬天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各省的部分县、社铺开。
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9月，中共中央修改和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等。同时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以秘密的方法进行扎根串连。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为了总结两年多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次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干部政策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规定。但是，《二十三条》和双十条一样，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所谓“走资派”的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依据。《二十三条》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城乡一些单位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主导方面是“左”的错误。由于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进行，全国主要工作是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进行运动的地方对生产尚未造成大的影响，因此，运动中“左”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问题。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形势也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作了批示，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学术问题扩大成为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随着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部门以及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他指责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