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面夺取，全国大动乱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由于上海在政治经济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江青一伙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策划下，致使上海市委瘫痪和社会生活极度混乱。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于6日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判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将全市八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2月5日，正式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由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这样，上海的党政大权就被张春桥一伙篡夺了。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实际上发出了在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相继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这样，由上海开始的夺权行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青海、内蒙古、天津等省、市、自治区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甚至国务院的各部门也发生了夺权。在夺权过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并受到迫害，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派性斗争，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为了稳定局势，中央发布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毛泽东决定派当时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但是，这些规定、措施很少收到实效。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土不让，争夺激烈。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
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担心和忧虑。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斗争围绕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16日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潮。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在康生的诬陷下，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经刘少奇请示中央批准决定出狱一事，错定为“自首叛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的所谓“叛徒集团”。这样，全国刮起了“揪叛徒”的恶风，矛头直指刘少奇，诬蔑他是“叛徒集团的头子”。许多过去曾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被诬为叛徒，惨遭迫害。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加紧了对刘少奇的迫害活动。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制造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离京外出之机，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7月18日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判，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还丧心病狂地利用早已查清的国民党在1932年2月伪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刮起一股反对周恩来的妖风。为了揭穿江青的阴谋，周恩来于5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了有关历史材料。1967年底，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从而使江青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事件）。但林彪、江青却把此事件诬称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使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次日，这个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成风，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7月25日，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在全军制造了大批冤案。报纸上也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8月7日，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使在公检法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封闭外交部党委，夺取外交大权。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恶性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使1967年7、8、9三个月，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7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提出要消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团结，实行联合，并采取了一些治乱的措施，但由于他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混乱局面。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7年和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一年下降96％和42％，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5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是在一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许多与会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到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全会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履行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组织手续，全会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就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所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制造伪证炮制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他受尽折磨，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党组织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全国共有党员2200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他们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第一次把社会主义阶段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从而进一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九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重新选入的只有53人，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从始至终是在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大批”。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主观预计的那样趋向结束，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反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权力，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争夺，使“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着错误的轨道滑行。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一）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但在全面夺权造成“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斗、批、改”无法进行。随着全面夺权的结束，这一任务被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又对其赋予了新的内容。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通过“斗、批、改”，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斗、批、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革命大批判”危害极大，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加重了党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
“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在九大前已经开始。1970年1月至2月，党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清理、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和派性干扰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进行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4年之久。1970年6月，中央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复课，并进行所谓“教育改革”。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