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特别是1971年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严重地违反事实，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整党建党。九大以后，停止活动两年多的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各种罪名的党员“清除出党”，而对那些“造反派”，则当作“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造成严重的组织不纯。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基层和各种“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作法并没有能够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手段，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斗、批、改”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的。这项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刻。这项运动因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未再进行下去。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给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以可乘之机。林彪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网罗亲信，排除异己，形成了以他为头子，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以党的九大为标志，这个集团发展到了顶峰。他们的目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和平接班”阴谋的破产
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权势，当林彪等人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发展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加上对林彪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促使林彪集团妄图提前“接班”，为此他们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九大以后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是采取“和平过渡”的策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一伙认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是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夺取更大权力的机会。因此，他们先后多次反对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林彪夺权心切，以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大肆进行地下活动，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23日，林彪在开幕会上抢先发表了讲话，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当晚，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蓄意改变会议的日程。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四下活动，多方串连，分别在各大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极力鼓噪“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使许多中央委员上当受骗。毛泽东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会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九届二中全会成为林彪集团由发展到覆亡的转折点。
九届二中全会后，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迫作检讨。毛泽东还采取了一些削弱他们权势的措施。但是，林彪一伙并无悔改之意，他们不甘心失败，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用暴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2流产的武装政变
林彪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主要依靠的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
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北京、广州、上海秘密建立了反革命政变的据点，组织了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情报网、通讯网和“教导队”。
正当林彪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于1971年8月中旬离京到南方巡视，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谈话表明毛泽东对林彪已不再信任。9月5日，林彪从其党羽的密报中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恐慌万分。9月8日，悍然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妄图在毛泽东南行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有所警觉，机智地改变了行程，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转而企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遂于9月12日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擅自调专机到山海关一事。林彪眼见阴谋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坠落，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束手就擒。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周恩来机智而又稳妥地处理了这一重大事件，保持了政治局势的稳定。党中央首先把事件经过通知党政军领导干部，国庆节后，逐级传达，使全党全民都了解事情的真相。同时，改组了军队的领导机构，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夺回了林彪一伙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中央还决定成立专案组，由周恩来等负责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人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所以，这一事件就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组织、文化、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在经济工作方面，通过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落实正确的农村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状况有所改变，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1972年和1973年的工农业生产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钢产量1972年为2338万吨，1973年为2522万吨；粮食产量1972年为2405亿公斤，1973年为26495亿公斤。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毛泽东亲自抓，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一些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部分地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毛泽东出席屡遭批判的陈毅的追悼会，很不寻常。这件事经过新闻媒体正式布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改写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参加了庆祝建军45周年的招待会。1973年3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使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12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说朱德是“红司令”。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还把一大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的原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
在文化教育方面，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在号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落实各项政策时，特别提出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业务、学文化和学技术。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恢复教育事业。
外交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指导下，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同年9月，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这期间，周恩来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三篇批极左思潮的文章。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措施和提出批极左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老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恶劣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集团的破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坚持要批“极右”，把《人民日报》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指责周恩来主张批极左不全面，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右倾回潮”。在周恩来同江青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左”倾错误所蔽，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他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从而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从此以后，批林只准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批林整风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随后，从197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一来，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名。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继续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为指导思想。并且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迫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的形势，并经过周恩来等的努力争取，一批久经考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路线，江青集团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召开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政治局常委。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集团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更多的权利。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他们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和活动更加嚣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三、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动乱再起和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失败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思想上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