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一）动乱再起和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失败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思想上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希望结束动乱局面，恢复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他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因此，如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党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始。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解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即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
十大以后，江青集团凭借他们膨胀了的权势，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周恩来被江青一伙看成是夺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成为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擅自在北京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在此前后，江青、王洪文背着政治局，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地方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并到军事机关“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其御用写作班子大搞“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且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同时，他们大捧“女皇”，宣扬吕后、武则天等女人掌政的历史，为江青一伙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妄图由他们来安排四届人大的人选。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他们的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搞串连，拉山头，进行夺权活动，使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974年1月至5月与1973年同期比较，煤炭产量下降62％，钢产量下降94％，化肥产量下降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虽然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此时他对可能引起新的大动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因而他对江青等人的这些做法并不完全同意，有的还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还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认识到“四人帮”很难掌握局势，考虑起用老干部。10月4日，他从长沙发出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提议。这对“四人帮”是一个晴天霹雳。10月11日，党中央发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是，江青一伙置毛泽东批评和指示于不顾，更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在周恩来6月间因病住院以后，江青等人有预谋地多次对邓小平进行挑衅。10月17日晚，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所谓“风庆轮”的问题，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遭到邓小平严正的回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状，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0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12日，毛泽东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批评了江青想要“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毛泽东又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要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前）、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24日，毛泽东又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上述的一些做法，对于挫败“四人帮”组阁夺取的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12人为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召开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的确定，挫败了“四人帮”的反周组阁阴谋。
（二）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和主管外事工作。邓小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方针，先后召开了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2月10日，中央发布了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文件，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精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鉴于铁路运输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道部部长万里到徐州，首先对徐州铁路分局进行整顿，迅速改变了这个分局极其混乱的状态。全国铁路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决定，进行整顿，效果显著。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对冶金工业开始整顿。这样就带动了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推动了工业生产迅速增长。3月份以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整顿从工业方面开始，逐渐遍及全国各条战线。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做法，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此后，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并且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主张。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些重要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前后，还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此外，还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和文艺政策，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同志的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对“四人帮”的批评，也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同上一年比较，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151％；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棉纱产量由1974年下降164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305万吨；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由1974年下降53％，变为1975年增长129％；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主要农产品产量，除棉花有所下降以外，都有一定增长。
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而且不断思考，从理论上加以深化。还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前的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为旗号，大肆贩卖他们的私货，反对全面整顿。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掀起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这里讲的“四人帮”的含义仍然是就小宗派而言，与后来讲的反革命集团有着根本的区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恢复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从而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赞扬。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的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早就和“四人帮”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