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毛泽东重用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则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由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内外对“左”倾错误的怀疑、不满以至抵制也在不断发展，并在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反映出来。而毛泽东由于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并为中央领导层内部日益明显的分歧而焦虑。一种危机感使他更难以听进不同意见。危机感产生了一种孤独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倚重了过去就有好感的林彪和从前并未重用的江青、康生等人，并默认他们煽动个人崇拜。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倾观点，推波助澜，把它推向极左。而这一切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客观原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毛泽东上述错误时指出，造成这种错误除了毛泽东主观上的错误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造成毛泽东在理论上失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党长期处在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环境之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而不适用于现在的老经验老方法，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这就使我们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的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我国不断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的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党内，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左”的观点。
造成毛泽东个人专断也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如个人崇拜，权利过分集中，领袖职务的终身制等，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国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造成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党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结论。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个结论呢？所谓“革命”，具有多种含义，一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它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历史革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另一种是革命这个概念的转义或延伸，如社会生活中某种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而“文化大革命”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所以不能说它是什么革命。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行，但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它的主导方面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而不是反革命。
之所以说它是一场内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列主义原理被当成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又被当作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以宣扬，从而极大地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
第二，混淆了敌我，搞乱了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党员一度停止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分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府的机构，有的还占据了重要岗位，造成了党的组织严重不纯。
第三，搞乱了整个社会生活。宪法、法律、党章都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群众，可以任意被抓、被批、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弃，武斗不止，派仗不休，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第四， 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 实践的结果， 使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 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 这相当于我国从建国到1979年整整30年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家底。
第五，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干部的业务被荒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长期中断，使我国少培养大学生100万人，中专生200万人；在我国科技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空白。虽然这10年中科研的某些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但就整体水平来说，拉大了同世界科技水平关于党的差距，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所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三、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从始至终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日益深入、发展。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艰苦斗争，这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并且最终党和人民以自身的力量，结束了这场政治灾难。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情况，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党和人民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
党和人民的斗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八件事：党中央1966年《二月提纲》的制定，是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段对在文艺学术领域开展政治批判运动的最初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党中央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趋势的抵制；在1966年11月工交座谈会上，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反对在工交战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斗争；1967年的二月抗争，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进行的一场重大的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1976年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最集中表现；粉碎“四人帮”，是党和人民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决定性胜利。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影响比较大的斗争，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更是不可数计。像张志新、史云峰等许多同志，为坚持真理，抵制错误，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坚持工作，这本身就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斗争，才使得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都没有改变；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得我们最终战胜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再一次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坚强的生命力。
四、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它给党、国家、民族都造成了历史性的灾难。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毛泽东本人生前曾讲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可见他本人对这场政治运动的重视程度。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全国各族人民无比信赖和爱戴的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但是到了晚年，他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也是我们学习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本人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这一政治运动是他领导上的错误直接导致的，而正是由于他本人在全局上一直坚持这一错误，而使得“文化大革命”持续达10年之久。另外，他又重用了林彪、江青等人，使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机，在党内组成了两个阴谋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了极端。
第二，毛泽东的错误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必须把他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和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克服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但是，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上发生了失误，因而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政策和措施。正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在运动进行过程中，他本人还多次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始终不渝地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
他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当他发现运动中“打倒一切”的错误后，也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虽然曾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他生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的重要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得逞，这也为后来党顺利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建立和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都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
五、正确区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这十年中发生的一场重大的政治活动，它是一个政治概念。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这十年独有的，为了同其它时期加以区别，所以这十年历史就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但这决不意味着这十年我们党只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进行其它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必须加以彻底否定，因为事实已经表明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但对于这十年党的历史，又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因为，在这十年中，党和人民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外，还做了其他大量的事情，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和其他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影响，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例，据资料显示，国民经济“三五”和“四五”计划在受到“文革”冲击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96％和78％。从十年的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十年，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部门，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这些说明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毛泽东“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他认识到对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顶着压力，苦力支撑，尽量减少林彪、江青集团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