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从根本理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时，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加以压制。在他们错误的影响下，有人把“两个凡是”当做“高举”，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做是“丢刀子”、“砍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遭到非难和压制。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他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谈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决”。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在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下，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
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质是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它初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科学教育战线上，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出现了新的面貌。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次大会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使科学战线出现了新的景象。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文化教学水平、加强学校的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为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底至1978初，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在文化战线上，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使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实行。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在经济领域内，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197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10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3％，农业总产值增长17％。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2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35％，农业总产值增长9％，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10多年来第一次增加了工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但是，由于华国锋不顾国力，企图依靠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结果加剧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
在军队建设上，全军认真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着手进行整顿，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加速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总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里，各项工作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阻挠，没有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大成绩，形成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告终止。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上的冤案平反。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前看》的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深入讨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潮，根本违背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还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二）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全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宣布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三）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并指出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浪费。全会接受邓小平关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观点，要求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等弊病进行改革。还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教育工作。这实际上是党确立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
（四）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要有充分的民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种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五）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和党规党法，加强党的领导机构
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健全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要少宣传个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各级领导直到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坚决纠正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全会决定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为了维护党规党纪，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中兴之道。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去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在我们党内，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