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大会认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在上述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大会实际上确定了中国革命应分为两步走，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明确指出当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再一次重申党的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最后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选为委员长。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三）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党的一大时就确定，党要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在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建立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通过创办通俗的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等活动，迅速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建立和发展了工人群众组织，很快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高潮。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在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人以上。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他们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将罢工坚持了56天，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入瘫痪，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罢工斗争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9月14日，罢工开始。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良工人待遇等十七项条件。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三天的安源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1922年10月23日，开滦五万矿工为增加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等举行罢工，斗争坚持了20多天。罢工中，在矿局门前示威的工人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死数人，打伤50人，但罢工工人并不因喋血而气馁，他们中没有一人私自复工，只是考虑到罢工旷日持久，难以坚持，在矿局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后，才接受有关方面的调停，忍痛复工。
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影响最大和斗争最壮烈的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工会原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下令军方“制止开会”，全城戒严并捣毁总工会，包围代表寓所。会议无法举行，总工会号召全路工人举行罢工。2月4日，在长达二千余里的京汉铁路上，三万名工人在三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反动派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前来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武汉工团联合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身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者千余人。由于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这个时期的斗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训。
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
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以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第二章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第一讲 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高潮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一、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但是国民党又是一个复杂、松懈的政治联盟。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许多人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孙中山合作。1922年7月，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中国无产阶级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但由于只同意党外合作而没有结果。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倡议实现党内合作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上多数同志同意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向孙中山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为了正式决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根据孙中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的态度，认为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但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在确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还强调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党的三大正确地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这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中共三大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历史功绩的。
可是，三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错误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提出应该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革命。陈独秀的这种“二次革命论”，混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他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随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样，全面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对大会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一大的中心议题，是改组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在改组国民党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是：
在政治上通过了新的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这表明，孙中山晚年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了。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了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组织上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
（一） 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工人运动方面，1924年7月，党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举行了政治大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开始改变了从“二七”大罢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当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地区，工人运动最为活跃。共产党一方面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同时还通过廖仲凯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工团军。党又利用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混战的有利形势，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使全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农民运动方面，国共合作后，我党通过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