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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运动方面，国共合作后，我党通过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培训干部，发展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派彭湃、阮啸仙等具体主持筹办，从1924年7月至1925年底，先后办了五届，培养学员450多人。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20多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增到21万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召开了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一带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运动，并主持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在武昌）农讲所的工作。到1926年6月，全国已有12个省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万人。
在军事工作方面，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岛上，建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他亲自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巴甫洛夫？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和其他工作。党从各地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他们成为军校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在军校建立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对革命军队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始积累了我党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黄埔军校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加强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它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的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北洋军阀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分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党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1924年11月动身北上，准备参加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各地为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举行哀悼，形成了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
（二）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党的四大以后，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高涨。1925年5月初，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年上半年，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就有54万，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唐山、沈阳、杭州、青岛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相续爆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期间最著名的是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多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群众10余人，打伤多人，制造了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2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在上海掀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形成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帝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五卅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就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6月19日，香港10余万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半月之内发展到25人，有13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23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学生军等各界约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开枪镇压，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广州、香港人民的反帝怒火。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航运停顿，财政收入锐减，公用事业瘫痪，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五卅运动中，中国各阶级都作了充分表演。它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是中
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力量，帝
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6月，广东革命政府继2月间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之后，又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7月1日，广东的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随后，广东的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各地农民积极支持下，迅速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广东东江地区；与此同时，还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25年10月，在周恩来等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三） 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五卅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公开化，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日益暴露。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现实生活又把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的面前，要求他们在理论上对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回答。党的四大前后，中共中央的一些会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刘少奇等注意及时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出了广泛的论述。邓中夏早在党的四大前，就发表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后来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民革命中，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思想。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做武装工作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不仅强调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解决广大贫苦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一文中，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首先论证了分清敌友的重要性。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过去一切革命收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只有认清敌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真正的敌人。
进而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霸占大量土地，利用地租残酷剥削农民，造成了农民的贫困破产，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又互相勾结，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培植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和走狗。他们都是革命的敌人。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当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只能作为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力量，而不能成为革命的决定力量，更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村中的自耕农（中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半自耕半租佃的贫苦农民）、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毛泽东强调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困苦，特别是贫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所以中国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毛泽东指出：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毛泽东1926年1月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还指出：由于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由于国际上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所以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
综上所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表现，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它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讲 大革命由胜利逐步转向失败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进行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纲领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会议还提出要在北伐所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支援国民军抗击直奉联军的进攻。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在当时主要有三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及河北的保定一带，大约有20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