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在当时主要有三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及河北的保定一带，大约有20万兵力，其主力尚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已退守西北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原属直系、当时已独成一派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兵力20万人，战斗力比吴佩孚部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多万人。这三大军阀共有兵力70多万人，而国民革命军当时只有8个军，包括广东的6个军、广西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部改编的第八军，仅有兵力10万左右。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看，北洋军阀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丧尽民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它们各个击破。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的主力，争取孙传芳、张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挥师东进，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强的张作霖部，统一全中国。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首先挺进湖南，占领攸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军初战告捷，打开了北进的通道。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分东、中、西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西路的两湖战场是主攻方向，以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加上第八军共约5万人，攻击吴佩孚部。战争进程比较顺利。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阳，随即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看到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才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回，在武汉外围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设防。吴亲率卫队，并组织执法队，到前线督战。这里的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苦战，士气旺盛的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锋芒直逼武汉。9月和10月，先后攻占了汉阳、汉口和武昌，全歼了吴佩孚主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在各次决定性战斗中屡建功勋，被誉为“铁军”。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孙传芳扯下了“保境安民”的旗号，在8月底调集重兵进入江西，从侧翼威胁两湖，企图切断北伐军后路。江西战场的局势陡然紧张。9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并重创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于是，第七军、第四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击，消灭了孙传芳部主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局根本改观。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由于北伐军胜利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的攻击进展顺利，于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中，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接受邀请到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旋即挥师南下，向陕西进军，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1927年初，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东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及闽北入浙，直逼杭州、上海。中路军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由长江两岸向苏皖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入皖北阻止直鲁军南下。西路军则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除留一部巩固武汉外，主力进入豫南，同中路军和在陕西的国民军联军遥相呼应。此次计划的中心是夺取南京、上海，占领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地区。东路军于2月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抵达上海近郊。3月22日，上海工人经过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占领上海。中路军于3月24日攻克南京。孙传芳匆匆逃往北方。
这样，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后，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北洋军阀的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封建统治，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而翻身的工农群众又以各种方式支持北伐战争，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这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表现得尤其显著。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据统计，1927年初，仅湖南一省，就有54个县组织了农会，会员有200万人；在湖北，到1927年3月，就有农会会员100万人，而在江西，北伐军入境仅一个月，农民协会会员就从6000余人增至5万人。城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普遍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直接配合北伐军作战。此外，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北伐战争是革命的正义战争；国共两党合作对这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并在战争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国民革命军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
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在辉煌胜利的背后，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国共由于阶级利益不同而围绕革命领导权产生的分歧和斗争一直存在。即使是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也未能将其消除，而是走向了反面。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从内部瓦解了统一战线，葬送了革命。
从大革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看，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前，直至统一战线刚一建立时。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等，就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活动。1925年夏，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些小册子成了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同年11月，以张继、谢持、邹鲁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从事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由此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严重的是，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面目。他代表国民党新右派，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控制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阴谋夺取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对于新老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将老右派首领驱逐出广东。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西、湖北、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纷纷发出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正确与错误两种主张。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共产党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进行恰当而又有力的反击。可是陈独秀唯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一味妥协退让，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这次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成员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大会召开时，共产党的代表们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新右派却没有触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占有7名；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仅有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尤其严重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还没看清蒋介石反共的本来面目，仍然将其当作“左派”而给予支持，以至在国民党二大上，原先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胆壮、左派孤立的局面，从而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指使其爪牙下令由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到达黄埔后，他又否认曾有调令，反诬“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和监视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并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行反革命夺权的信号。其实，蒋介石此时羽翼未丰，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性质。毛泽东、周恩来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的同志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不同意反击，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这样，蒋介石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反共活动。1926年5月，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这项提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指示和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经国共联席会议通过方能发出等。这是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严重步骤。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张国焘按照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整理党务案》又获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退让，使蒋介石和其他右派分子步步进逼，逐个夺取了国民党所有重要职务，为日后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必要条件。当然，蒋介石自知当时的实力有限，要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还需要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未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决裂。但是革命已面临严重的危机。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帝国主义对此万分恐惧，加紧了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一方面，它们增调大批军队，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武汉、南京等地制造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营垒，分化统一战线，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定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加之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军阀部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大批政客、官僚也来到他的身边，使蒋介石实力迅速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其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暴露出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当时就发表长文指出，蒋介石已经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以南昌作为反革命大本营，加紧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勾结，企图消灭共产党，独吞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然后再继续北伐讨奉，统一全国。他反对迁都武汉，妄图在南昌另立中央，控制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是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我一定要纠正他，一定要制裁他。”他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3月，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反革命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