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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结果，可能除了邓氏家族，心里感到有些安慰的另一个人就是清河王刘庆了，他做为废太子，一生坎坷谨慎小心，老天却阴差阳错地将皇位又重新交到了他的儿子手里，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而复得。可惜的是，刘庆在儿子登基四个月后就一病不起，病重之际，他向弟媳邓绥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安葬在生母宋大贵人的墓旁。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终于等到了邓绥的答复，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邓绥用光武帝废太子刘彊的葬礼规格安葬了他。
然而，对于邓太后这样一手遮天、为了自己和娘家的利益而将丈夫的皇位白白交到其它宗支手中的行为，和帝朝的老臣们却都暗中怨恨。
永初元年（公元107），大长秋郑众和中常侍蔡伦都以多年供职内宫得到了邓太后的信任，两人时常仗势干预朝政。三公之一的周章对此非常不满，几次直言进谏。然而邓太后都不予理睬。周章多年京官，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两位大宦官的后台其实就是邓太后，她很有可能是利用他们来干预一些令她不满的朝臣决议的。
周章想起易储的旧恨，越发怒不可遏。于是他开始暗中联络官员，密谋发动政变，想要找个机会潜入内宫紧闭宫门，然后瓮中捉鳖，诛杀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再胁迫尚书写诏，将邓太后废居南宫、安帝为远国王，拥立和帝长子平原王刘胜为皇帝。谁知道事机不密消息泄漏，这场政变还未能开始就被扑灭了。周章被迫自杀，被牵连的人数不胜数。
然而令邓绥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一心保举登基的过继儿子刘祜却越来越不听话，她一心提防的刘胜反倒在永初七年（公元113），没有留下子嗣就死去了，年仅十五岁。
邓绥当初干冒奇险，坚持不立刘胜，无非就是怕他成人后与自己这个嫡母生分，不能让自己和家族永掌大权。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未卜先知，万万没有料到，刘胜会不等成年就离开人世。邓太后回想往事，懊悔失落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她开始用另一种方法来弥补自己的庶子。她没有象对待其它无子的亲王那样，对刘胜也来个“无子，国除”，而是当即就为刘胜过继了一个儿子——乐安王子刘得。谁知刘得也福薄，当了六年亲王也死了，而且又是无子。邓绥没有气馁，在多方寻找比较之后，于永宁元年（公元120）四月十四日，从众多皇族近支王子中选出了才德貌俱佳的河间王子刘翼，将他再立为刘胜的后嗣，并且留在宫中多方照顾抚养。
邓绥的用心，也许仅仅是出自对刘胜的补偿、为丈夫延续多一支传承。然而看在安帝刘祜的眼里，却是可怕的隐忧。
这时安帝已经二十七岁了，遵照邓绥的意旨，他册立了邓绥弟弟邓弘的姨妹之女阎姬为皇后，并对阎姬毒杀太子生母的行径不闻不问。然而即使如此听话，邓绥仍然对他十分不满，认为他有许多不好的品质，不足以托付国家大事，坚持不肯将权力交出。安帝的乳母王圣对此深为忧虑，担心正在盛年的邓太后有意废黜养子，经常和宦官李闰、江京一起在安帝的耳边絮叨。安帝本来就心里七上八下，被这么一搅，就更是恐惧，对养母满怀恨怨。
邓太后眷恋权位当然是明显的事情。但是她也确实没有说错，安帝实在不是一个好皇帝。在邓太后摄政的这十几年里，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天灾不断，后来又有羌人入侵等外患，若不是邓太后日以继夜地料理、以身作则的勤俭，国家是很难捱过这许多劫难，顺利恢复到丰收安定的局面的。
然而安帝再混帐，他总还是个皇帝。皇帝已年将而立，仍然受制于太后，儒家学说可没有这个道理。对于这样反常的现象，无论是朝臣还是邓氏家族的成员，都非常不安。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敢向邓太后提出归政的建议。因为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多如牛毛。郎中杜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在邓太后摄政初期，杜根就与另一位郎官共同上书，请求太后归政皇帝。结果邓太后没等看完就勃然大怒，下令将两人装入囊中当众打死，然后丢到城外荒野去。郎官当场丧命，总算杜根命大，竟然在荒野中苏醒过来。他害怕邓太后派人验尸，醒了也不敢动弹，直在原地装了三天死人，直到眼中都生出蛆来，这才得以逃生，一直脚不停地跑到湖北宜昌地方，做了十五年酒保。
邓太后对自己的家族约束是非常严格的，绝不允许他们有任何非份之想，还特地颁布法令，宣布外戚犯法一律严惩，就连自己的亲哥哥邓骘也不例外。当然；在实际施行的时候，邓绥并不是如此严格，若是严格，邓家怎么可能一家伙跑出八九个侯爷来？但是假如她认为外戚可能窥伺并影响她手中的权力的时候，她却从来不会手软。
公元118年，邓绥的堂弟邓遵因军功而被封为武阳侯，由于是太后弟弟，这封爵远远超过了军功本身，这使曾经剿灭羌人解救国难的元帅任尚十分不满。任尚咽不下这口气，便与邓遵争论起来。谁知不争还好，一争就被邓遵派人查出了他的过失并且向邓太后禀报，说是任尚虚报杀敌数目，还贪污了一千万钱。既然查有实据，邓太后当然为邓遵撑腰，当年就把任尚给处死了。消息传出，邓绥的大哥邓骘惊恐万丈，因为他的儿子邓凤曾收受了任尚的名贵马匹，为了向妹妹表示忠心，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处以髡刑，剃光头发穿上囚衣，以避免邓绥以为自己私相交结将领，有甚么夺权不轨的想法。
邓绥的另一位堂弟邓康任职越骑校尉，他觉得堂姐权欲过重，家族也贵至极处，满则溢，盈则亏，想要劝她及早退步抽身。于是几次三番地向太后上书，请求减损一些家族私权，还权皇帝。奏章递上，却再等不到下文，邓康心中着急，干脆称病不去上朝。邓太后倒还有些亲亲之谊，派一个贴身侍女前去看望。这位侍女原本是邓康家的奴婢，被邓康送给太后使唤的，没想到她如今得了太后的宠信，又知道邓康触了太后的霉头，因此趾高气扬地对门官宣称，自己是奉旨而来的“中大人”。邓康还真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连忙出来迎接。一看竟是当年唯唯诺诺的奴才，顿时大怒，狠狠地斥责了她一顿。这位中大人一朝麻雀上枝头，早已自空一切，如今被邓康揭出老底，从中大人一下子打回婢女原形，当众颜面扫地，不禁恼羞成怒，跑回宫中就向邓绥进谗言，说邓康装病而且还出言不逊，打狗不看主人，实际是邈视太后。邓绥原本就对堂弟劝自己归政含恨在心，被这么一撺，哪里还按捺得住！立即传下命令，将邓康免官遣返，开除出邓家宗祠。
经过这几桩事情，再也没有谁敢提让邓太后归政的话头。
然而邓太后毕竟是个凡人，她不可能是万年不倒的金身。
就在处治了邓康的第二年，建光元年（公元121）的春天，四十岁的邓绥患病不起，很快就在三月十三日离开了人世。
安帝多年来都活在邓太后的阴影下，对她早已由当初的感激转成了怨恨。他压抑多年的情绪将要发作。
改朝换代、清理旧势力的工作很快就卓见成效。邓绥死了才半个月，安帝就将自己的生父刘庆追封为孝德皇帝、生母为孝德皇后、嫡母为甘陵大贵人。又清算多年前的老帐，命令邓太后的得力助手、当初诬陷祖母宋贵人的宦官蔡伦向法庭交代罪状。蔡伦服毒自尽。报了仇的安帝追封祖母宋大贵人为“敬隐皇后”。
接着，有人恰到好处地向安帝告密，说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曾经想要废除安帝，改立平原王刘翼。这个告密者，是邓绥曾经处罚过的宫人，而她的说法恰好与安帝乳母王圣不谋而合，安帝立即下令，将邓太后家族大加修理：
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都被废为庶人；上蔡侯邓骘降封为罗侯，举家遣归封国；尚书邓访举家流放……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邓广宗与邓忠不堪地方官员的逼迫，自杀身亡。消息传来，邓骘与邓凤绝食自尽。邓绥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也全部自杀。而这个时候，还仅仅是五月初一，离邓绥太后去世还不到五十天。
邓氏家族倒也不是完全覆灭，安帝阎皇后的姨表邓广德兄弟就没有被牵连，当年曾经劝邓绥归政而被开除邓氏宗籍的乐安侯邓康更是重获启用，一跃成为太仆。
平原王刘翼先是被贬为都乡侯，又被贬为蠡吾县侯，但是总算他明哲保身，得以善终——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二十五年之后，东汉王朝的皇统再次断档，刘翼的儿子刘志被选中，成为汉桓帝。老子被诬蔑图谋皇位郁郁而终，谁知儿子却当真把皇位收入了囊中。
邓氏家族的灭顶之灾，实在是来得太快太离谱，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那位穿了十八年小鞋的陈忠的功劳，若不是他主动充当了找岔弹劾的职务，安帝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找出那么许多下手的理由。
这一切终于激起了朝中一位忠厚人大司农朱宠的愤怒，他痛心于邓骘无罪遭祸，上书为邓家鸣冤：邓太后忧心国事，于汉家有功，皇帝的位置都是来自于邓太后的给予，邓氏家族虽然富贵至极，却并没有长占高位、把持朝政。怎么可以只凭宫人的片面之词，就将一个太后家族毁于倾刻！
有了领头的，群情自然激昂起来，许多人都先后挺身而出，为邓氏鸣冤。安帝总算醒过神来，当然另一方面是削除邓氏残余势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摆出圣明天子的模样丢卒保车，将逼死邓氏兄弟的狗腿地方官处理了一通，召邓家其余的成员尽数返京，含冤自尽的邓骘等人予以相当规格的安葬。
邓太后一生聪明、大权独揽，然而就象所有被卷进权力漩涡的人一样，她终于无法保障自己身后的变化。除了因渴望权力而错误地选择储君之外，做为一个政治家的邓绥是高尚的，在她治理国家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东汉王朝顺利地度过了天灾人祸不断的十年。在这十年里，邓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却只吃一餐。她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与这十年的辛苦有极大的关系。当她去世之后，安帝果然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放荡失德、宠信宦官，东汉王朝好不容易振奋起的局面没能继续，而是迅速地走了下坡路。
假如邓绥当初没有一意孤行地坚持立刘祜，而是听从朝臣的劝谏册立刘胜为帝；假如她不是那样过度地消耗地生命，能够多活十年（安帝刘祜只比养母多活了四年）……东汉王朝也许能够再现兴盛，那么历史将会是怎样？
关于邓绥，还有一位对她影响很深的人值得一提。那就是她的老师班昭。
班昭是西汉年间成帝班婕妤的侄孙女，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女儿。《汉书》的署名作者班固、“投笔从戎”的名将班超，都是她的兄弟。在和帝年间，班固因为牵扯到窦氏家族而死于狱中，当时《汉书》还没有完全编成。由于班昭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哥哥编书的工作，本身又以博学闻名，和帝便将完成《汉书》的任务交给了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书》，不但经过了班昭的润色加工，其中的《百官公卿表》与《天文志》更是完全出自她的手笔。
班昭才华冠绝当世，就连著名的学者马融都甘愿跪听她的教导。邓绥成为和帝皇后之后，为了能够精进才学，特地将班昭召入宫中，拜为老师。由于班昭去世的丈夫叫曹世叔，因此宫中都称她为“曹大家”。
在班昭的影响下，邓绥格外重视教育，她首先是在宫中开办讲习，让宫人都增加学识，后来又开办了一所贵族学校，召和帝的侄儿侄女以及自己邓氏家族的子女共约八十人读书学习，甚至亲自考核成绩。——邓绥所开办的这所学校，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男女合办的学校。
除了在教育方面影响邓太后，平素治理朝政、处分官员，班昭也往往参与其中。而她的儿子曹成被封为关内侯，恐怕也与此大有关系。
这就更使一件事情显得分外奇怪了。邓太后的掌权霸道、班昭的才华超群，都达到了世间男子难以企及的高度，她们操纵了二十年人世间所有男女的前途命运。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对师徒，总结了从前许多男人们的发言，炮制出了严重男尊女卑的《女诫》，宣称女人是天生下贱的、是无法与男人相提并论的、是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父兄的、是绝对不可以再嫁的、是不应该读书识字有太多学识的、是必须逆来顺受的……总之，是要“三从四德”的。
然而，只要是人都能看得出，除了不再嫁这一条之外，其它的规矩邓绥和班昭自己一条都没有守。何况不能再嫁，恐怕于两位当事人而言，也不过是形势比人强的选择吧。
两个掌控朝政、才华横溢的女人，为什么会编写并推广这样一部言不由衷的《女诫》？也许是邓太后自欺欺人地想让世人和朝臣相信，她其实并不是一个擅权专行的女人吧！谁又知道呢！她倒是成功地度过了睥睨尘世的一生，却苦了后世的女人，在漫漫的千百年间，这部书被大男人主义者如获至宝地紧抓在手里，成为夺取无数弱质女子人生幸福的工具。
不幸的是，邓绥仅仅是一个始作俑者，往后的中国又冒出了许多这样自己过得十分熨贴，却又一心要标榜谦恭的后妃，正是有了她们的前赴后继、不断发扬，中国女人才终于完全沦落成了不允许有人格和人身自由的男性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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