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此时允禩仍如此设誓，雍正大怒，厉声道：“重设前誓，明系咒诅！”他转向诸王大臣，正言道：“昔允禩奸险不法，圣祖明谕‘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今允禩既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当即祭告奉先殿，“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诏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等，革去代表皇族身份的黄带子，削除宗籍。
二月，允禩及允禩诸同党被除爵，监禁高墙。
三月，敕令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有说在满文中是“狗”、“猪”之意）。
五月，派兵提解允禵来京，禁锢在景山寿皇殿附近。雍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杀其党鄂伦岱及阿尔松阿，戮苏努、七十之尸，将一批允禩党人革爵、监禁。
六月，将允禩、允禟及党羽罪状颁示中外。
八月，允禟病故。九月，允禩病故。
夜雾忽然笼罩了紫禁城。
夜浓，雾淡。静静的紫禁城里环绕着森严的杀气和似隐似现的血腥。
允禩、允禟竟是“病故”？现存李绂密折中，说：“是。”
官书记载，时雍正诏解允禟回京治罪。都统楚宗、侍卫胡什礼等用三条锁链锁拿允禟，到保定，奉旨就地拘禁，允禟时患痢疾。胡什礼到京，说直隶总督李绂有言：“等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雍正闻之骇异，朱批斥责李绂，说断为不可，并命拣名医用心调治其病。李绂密折奏称并无胡什礼所说之言，详述了允禟遭拘禁、患病及庾死狱中的经过。雍正以楚宗、胡什礼先未请旨，擅用三条锁链将允禟锁拿，后又故意将所宽松，任其脱卸，系有意欺罔；而楚宗在令狐士义投书及西洋人穆经远从窗户出入与允禟密商等事件上，均为之隐瞒，不行奏闻等罪，将其分别发往阿尔泰等处军前效力。
允禟死后，雍正表示不忍，欲从宽曲宥允禩，上上下下征求意见。其时，允禩已患呕病，有旨令其“用心调养”。九月初五允禩病重，十日身亡。
看来无懈可击，只是忽略了一点，二人何以致病？
那李绂将允禟囚于小屋之内，“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几中暑晕死，用冷水喷渍才苏醒，允禩的处境想必也相差无几。臣下希旨，法外用刑。杀与病，并无区别。
然而，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杀，是雍正要杀；病，是他二人自病。雍正既不杀，是不是他不想杀？不，他二人既病故，是不是正合雍正之意？不。
雍正在关于二人一篇长长的上谕中曾说：允禩在拘所十分狂傲嚣张，叫嚷他向来每餐只吃一碗饭，如今加吃两大碗，要杀就杀，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允禟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而种种妄乱，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只欲激怒朕心，务令朕诛之而后已，以玷污朕名誉于万一，以泄其忿。
雍正可以杀很多人，却不想、也不能杀他的弟弟。这不是从亲情考虑，而是从他自己考虑。雍正确无必要杀他的弟弟，他们与死人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已不值得雍正去杀。
人言可畏（1）
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与其他英主相比， 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
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