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 11（2）
瑞平是在惶惶惑惑之中听完了董品章的话的。爷叔现在是造反队的头头。这就等于是组织说话了。他垂下了头，说：“我愿意。”
“那么，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批判，希望你能像一个红卫兵一样参加阶级斗争。”
唐师傅也说：“我虽然到68中不久，但是陈瑞平同学的表现我是知道的。请工厂的战友放心，我们在上层建筑的工人弟兄一定能配合好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唐师傅是一个钢铁工人，脸膛是被炉火烤红的，离开了炉火，脸庞也还是红的。唐师傅对瑞平说：“你交给组织的红卫兵申请报告我看到了，我看你的表现还不错，只要今天能站稳立场，我们一定能考虑你的报告。”
在爷叔和小魏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瑞平赶紧跟上几步，对爷叔说：“你们还要斗三伯伯吗？就是那个上海的本家陈树衡？”
小魏就有一点不高兴：“这是一回事吗？”
“不会，我们是有政策的。你们的那个本家，他的真实身份是工商地主，最大收入来自上海的建筑行和材料行。况且在土改中能主动交代，将土地交给政府。他年纪已经八十一岁了。我们将案卷移交了，本单位的造反派没有要求斗争。”爷叔说。
原来是这样！
红卫兵团的办公室正在隔壁。小木克双手叉在口袋里，已经听了好久了。工厂的人一走，他就喊瑞平进去。他将门关好了，对他说：“瑞平，你这回应该积极进行斗争。一定要出席批斗会。”
“我也是想去参加的。”
“你还要好好进行斗争，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妈妈被批斗是大势所趋，根本没有机会翻身。为什么不斗一下呢？从她的那个角度，你斗争不斗争全一样。从你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参加了斗争，你就表了一个革命的态度，你就能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前途。你不去斗争，你妈妈一样也要被打倒，也要被斗争，所以你还是去斗争的好。”
陈瑞平感到受了很大的污辱，是对自己的思想动机的污辱。于是对小木克说：“我是真想要革命，我不是为了自己的清白。”
“难道这还有什么两样吗？”小木克很耐心地开导，“就算你是真心革命，你也需要揭发你的母亲，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你的革命。你革命了，你就清白了。”
瑞平急急地往家走。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家，这就是一个逃亡地主的家，这就是一个沾满劳动人民血泪的家。他要批判自己的妈妈，一个漏网的地主婆。他不知道过去，他只知道今天。他没有更多的材料，他只能观察自己的家，在家中寻找罪证。这是一个家，这里的一切全部有女主人的手印和指纹，他需要从这里开始揭发和批判。
生逢1966 11（3）
或许，这个煤气灶台就是罪证。这个地主婆在这个灶台上曾经烧了很多的好菜，她喜欢用大些的锅做菜，做完了就按照乡下的习惯四处分送。妈妈很善于腐蚀群众。还是在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初头上，全弄堂都喊吃不饱。所有的家庭妇女尽管起得再早，也不能将自己的篮子填满。瑞平家按户计是小户，按人头计是三人。陈家比较的有钱。但是钱是一点没有用的，有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是以后的事情。每天阿姨买菜归来，吹口气能把篮子吹飘起来。那个冬天，冷得很，上海难得下了雪不化。风吹的像刀子一样，阿姨一连走了三个菜场，无非是卷不了心的卷心菜和细得像手指的胡萝卜，还有不要票的豆腐渣。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瑞平见到很多同学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饥饿。有人用标准粉加上半块鲜酵母再加上半粒糖精，拌成糊，放上数片菜皮，装满一个腰子饭盒，蒸出又酸又僵的“发糕”。他见到食堂里很多同学都带有一只装过药片的棕色小瓶，里面是烤焦的葱花和盐，这些盐全是在烧完菜之后吸干那些可怜的油水用的。葱花盐每天用来拌泡饭吃，可以省了一分钱的酱菜。面疙瘩是经常的佳肴，省油省菜，还有一时的涨饱感。全班全校都是一副饿相，夹杂着山芋粉的馒头到手两口就下了肚子，这一些孩子就尽量在口中含着最后一口馒头，用不断分泌的唾液滋润着。回家的时候瑞平眼睛依然饿得发绿，打开菜橱每一只碗都看上一看，如果碗能吃也会吞下去。
石库门的习惯，是非常重视自己有一个“乡下”，石库门的女人经常要到乡下去。即使她们的乡下亲戚穷得叮当响，一年四季写信哭穷，她们也要炫耀。绍兴老太从乡下没有东西带出来，就砍了一捆苋菜梗，她就一家一家送着，然后推广她的“霉菜梗”经，一条弄堂几乎全被菜梗“霉制”过程中的臭气熏倒。老太没有牙齿的扁扁的嘴，有滋有味吮吸着深绿的汁水。上海石库门的乡土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妈妈是萧山人，是萧山特产的自觉推广者。她经常到萧山去，因为她想念江边沙地。灾害年月，妈妈又到萧山去了，这回是因为饥饿。
那时大约有七个月没有尝过鸡的味道了，妈妈回了萧山就将著名的萧山鸡带了两只到上海，这种鸡原本就是大种鸡，预先又经过阉割，这鸡就只会长肉了。十多斤的一只鸡，临时养在厨房中的时候，伸起头颈能啄到八仙桌上的饭粒。妈妈是在沙地上化了三十元的高价买来的。当年的三十元，足可以买一幅齐白石的公鸡。妈妈先是在锅子里熬“虾油露”，这是糟油加上花椒加上黄酒的混浊液体，她将这些液体倒进甏中，然后将天目山的扁尖和舟山的虾皮扔了不少进去。妈妈先是用大号钢精锅煮熟了鸡，然后一片片斩开，泡在虾油露中。他和阿姨两个人手忙脚乱，封起整整两个甏。三天之后封甏的牛皮纸湿了，瑞平闻到了家中一股特别的咸腥香味。选一个星期天，妈妈就把鸡拿出来，爸爸和瑞平得到各得到了一条粗硕无比的鸡腿，妈妈就走上三楼，用竹竿将一个小篮子渡到对窗，里面有满满一碗虾油鸡。蓓蓓欢跳着接过篮子，好婆随即将一听市场上紧缺的香港精制油渡了回来。
生逢1966 11（4）
妈妈回到楼下，将家中几乎所有的碗放在桌子上。两个甏里的鸡全部清空了，妈妈就一家一家去送，一直送到了绍兴老太门口，鸡刚刚送完。半条小弄堂，一时全都弥漫着虾油露的奇异香味。
最后，妈妈将一片胸脯肉夹给了绍兴阿姨，自己就吃四个翅膀。
“你为什么将所有的鸡送人呢？既然要送人，也不要到萧山去了。”爸爸说。
妈妈说：“老六，这当然是做人的道理。现在弄堂里所有的人家全在挨饿，全部都在买一分一天的菜皮，用豆腐渣糊口。你们家中有这样鲜的好东西，弄堂里瞒不住的，人家自然会谗，还不如送走。”
爸爸显然有点不满，说：“全家一起回趟萧山就好了。”
“你道萧山四邻在吃什么？西瓜皮全部洗洗干净腌了当菜吃！吃鸡？你让萧山的七弟如何做人？”
“那你兴师动众做虾油鸡为什么？”
“不为什么。十年没有做了，过过念头。”
“也不值得这样送，你不是不知道。家里真正有事，靠的还是自己。”
“那不过是一种应酬。我也没有想过要靠别人，我说过求人不如求己。”
妈妈其实开始并没有想得周全，在沙地上见到那两只鸡在稀疏的茄子地里捉虫，就有买下来的冲动。将鸡背到上海，才想到全家吃这样两只鸡似乎有一点过分。将这样肥厚的鸡肉白白送给四邻，她也有一点心疼。不过这样总比以后在弄堂里孤立要好。人们可以忍受饥饿，却不能忍受在自己饥饿的时候有人不饥饿。妈妈在这点上比爸爸多想了一番。
家中最后享用的是烧菜有了最鲜的鸡汤，鸡肫上面黄黄的厚皮烧焦之后可以用来治疗积食，有了一碗鸡油可以在寡淡的汤中点上几点油花。鸡肉已经吃完了，但是两罐鸡汤还在，鸡汤在餐桌上存在了三个星期，在干瘪的胡萝卜中，在鸡毛菜的黄叶中，在菜边皮中生存。
妈妈后来享受了半条弄堂一个星期的“谢谢”。然后享受了一个星期在整条弄堂被人说“人家有钱”的酸酸的风光。妈妈觉得石库门弄堂很有点“两面派”。而在这样弄堂中要算计到很精致地做人，多少年她还没有学会。就是这两只鸡，让那个绍兴老太每天站在门口，用一种近乎仇恨的眼光看着妈妈。她完全知道霉菜梗的味道总是不如鸡的。
他走上三楼，在正房，南窗下是一台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也是罪证。
妈妈当年是很喜欢自己用机器做衣服的，特别是为瑞平做衣服。后来就为全篮球队的队员做了茄克衫和马桶包。68中不是一所贵族中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余国祯校长带头穿有补丁的衣服。学校中将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照片画成大幅招贴。毛主席裤子上的两块补丁是很显眼的。全校几乎没有人穿新衣服。妈妈很在意儿子的表现。儿子正在飞速发育年代，衣服永远显得短小。瑞平是一个萧山人所说的“长子”，本来妈妈要将全家人的布票全部给瑞平做衣服，后来一想，还是给爸爸做了。爸爸的身高在一米七九，在老派的男人中间，人还算是长的。爸爸将裤子穿到了七成新，妈妈就给爸爸又做了新的，这条旧的，就放在缝纫机上，妈妈从箱子里找出一些零头布。缝纫机突突响个不停，瑞平的屁股上就画满了年轮，膝盖地方也有了一对“眼镜”。儿子在中学里没有穿过新裤子。瑞平穿有补丁的裤子。一旦补丁破了，妈妈就将补丁拆了，这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还是没有破，只是前后有三个深深的印子。瑞平后来人长高了，妈妈就将裤子接上一截。瑞平永远有好裤子穿，但是，永远看不出他穿的裤子比人家的好。妈妈给瑞平做的茄克衫，故意用旧的衣服改做，样子很好看，上面却有补丁。
生逢1966 11（5）
妈妈的缝纫机还给瑞平做了五一块抹布，让瑞平送到学校去。让每一个学生早上都能自己擦一擦桌子。不料因为蔡小妹每天到得最早。她用一团回丝，将每人的课桌全部擦个干净。瑞平妈妈可以说是白辛苦。全班男生集体讽刺瑞平“假积极”。或者是说，你想入团想昏了头。小妹出身在工人家庭，小妹在家中就洗衣服擦地板，为同学做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而瑞平平常连一块手绢也不洗，妈妈为瑞平设计的理想主义“积极”就有点做作了。
瑞平打开妈妈的箱子，箱子里只有抄家余下些很简陋的东西，很引人注意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还新的旗袍，颜色是很深很艳丽的紫红，上面有一些流动的黑色花纹。妈妈穿着这样的衣服，有一种年轻女子的妩媚。这件衣服之所以压在箱子底里，是妈妈希望有一天会再次穿它。结果一直没有机会，这衣服就渐渐被压得僵硬了。另一件是卡其布列宁装，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女干部全穿的衣服。颜色已经褪掉了不少，原来大概应该是藏青的。和时代的一去不返一样，这衣服的式样已经完全不在街市上出现了。妈妈当时一定是在为新生活而自豪。以前的妈妈不管怎样总是鲜活的有生气的人。
最后打开妈妈的抽斗。妈妈的抽斗无非是一些女人的东西，那时的小资本家太太还是很寒酸的。口红已经干掉了，梳妆盒里只有木梳子和发卡。曾经时髦的皮手套上面的漆已经脱落，若干个“百雀羚”的圆盒子已经空了，妈妈没有将这些盒子扔掉，这是在石库门里养成的习惯。只有其中一只藏着一个姓名章，是金子做的戒子。瑞平发现的东西还有一只解放初期里弄纠察的袖章，一个中苏友好协会的徽章。这是一个五十年代上海积极女性的证明。
最后他见到了两本日记，这正是爸爸在解放之后的日记，这才是罪证。日记中夹着半张照片，当时爸爸笑得很有一点矜持的模样。这原来就是那张合影，爸爸、妈妈和瑞平，照片已经剪成了两片，爸爸成了单独的一片，不过剪开本身就留下了一种想象，从左边的爸爸，就能想象到右边还有瑞平和妈妈，从右边的孩子和妈妈，就想象到左边还有爸爸。
妈妈一定是在爸爸自绝于人民的那个晚上剪开的，后来一定又后悔了。
在照片的反面，妈妈婉秀的笔迹写着：
陈宝栋，生于1910年6月5日，死于1966年9月3日凌晨。
对面的蓓蓓一定是见到了陈瑞平不同寻常的脸色，她放下了手中正在洗的衣服，探身窗口。问：“瑞平，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瑞平木然地摇了摇头。蓓蓓说：“你的脸这样白，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的。”
生逢1966 11（6）
陈瑞平就点点头。但是他立刻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就站立起来，向对窗的蓓蓓摇摇手，笑了一笑。说：“没有什么事情。”
蓓蓓就说：“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好了。我能帮你就帮你一把。反正我空得很。”
瑞平咬了咬嘴唇，他几乎要说出去了，但是他一想如果说了出去，蓓蓓一定会阻止他，他也一定再也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瑞平就再一次摇了摇头。
蓓蓓的眼神中有一点带有怨恨的失望。瑞平的心中动了一下，眼睛中有一点潮润的感觉。在很久以后，瑞平回想起来这一刻，才品出这是蓓蓓温情悄悄的流露，而他，也是初次因为感情，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陈瑞平走向工厂的时候，两条腿非常软。作为儿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一刻之间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正要斗争的“地主婆”，是一个在食堂卖饭票的工人，是一个在大同坊刚刚成立里委的治保委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是，她还是一个他叫“妈妈”的女人，还是一个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将他抱来当了自己的儿子的养母，因此这是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而进行的批斗。
他走过了建国路，这就是卢湾区“上只角”和“下只角”之间的分界线。“上只角”显得“更上海”一些，而“下只角”就完全是工厂和工人简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