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从当时昭和天皇异乎寻常的表现，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据近年来一些新史料披露，关于皇姑屯事件，田中曾两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说：“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窃以为似乎我帝国陆军军人中，于某种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凶之嫌疑，目前正责令陆军大臣调查”。田中腹案打算将河本交军法会议，从严处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奏曰：“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1～34页。天皇听了顿时震怒道：“此话与上次所言迥异……这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提出辞呈吧！”《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田中终于灰溜溜地下台了。由于天皇发言而导致内阁垮台，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天皇为何如此愤怒呢？有人说是“触抚了天皇的逆麟”，天皇自己则解释说是“由于年轻气盛”。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真的触抚了什么“逆麟”？天皇虽然表面上训斥了田中，但却于翌日立即批准了回避公开事实真相不做严厉处分的方针。可见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开真相，“召开军法会议进行审判，河本将把日本的计划全部暴露出来”《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怒斥田中不过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或许美国人的看法更为直观，称昭和天皇是“一个可怕的战争魁首”，“一个搞阴谋的领袖”。皇姑屯事件正是天皇指使其亲信的“陆军党羽”干的〔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4。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4）
天皇究竟“知情”多深？姑且不论。而他亲统的“陆军党羽”是完全知晓的。据最新资料表明，事件一个月之前的4月27日，河本曾写信给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荒木贞夫（后成为日本军中法西斯“皇道派”首领）和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封信［《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下石根的信》（1928年4月4日）］。信中提到“如蒙二位阁下关照，暗示中央有必要于满洲方面进行某种策动之意，余者皆由我方（指关东军）适当解决可也”。信中所言“某种策动”，就是要在东北制造混乱，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杀死张作霖。此前的4月4日，河本在写给挚友矶谷廉介（台儿庄战役时的侵华主将）的信中表白了他的决心：“死他一、两个张作霖算什么！这次一定要干！”“去年，前年都很想干，但未能如愿，今年一定要达到目的”《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看来河本要除掉张作霖的决心由来已久。岛田俊彦认为，河本早在1927年12月已有杀张企图（参见《关东军》），如从河本致矶谷信看，大概从1926年3月，河本上任关东军参谋时已有此想法。他给军部中央的信意在取得上面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军部中央与皇姑屯事件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当然，要暗杀张作霖绝不单单是军部势力的想法。其他侵略分子也早有此意，并与军部密切配合。前述的所谓“便衣队”的由来，据研究，在大石桥卖煤炭和滑石的伊藤谦三郎曾往访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和河本，向他们提出了“除掉张作霖，拥立吴俊升”的计划。河本对此十分赞同，后来当他策划皇姑屯事件时，便通过伊藤等人找来了“便衣队”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65，第64页。。另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当河本加紧策划阴谋时，“北陵地方的地主原某（抢占中国农民土地非法经营者）和伊达顺之助（大陆浪人）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城野宏笔供》；195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以上说明，皇姑屯事件绝非一时的、个别的行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河本则是急先锋中的马前卒。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第547页。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这完全是一条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
综上所述，我们对皇姑屯事件应有以下一些历史认识。
第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侵略事实不容否定，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当今在日本仍有一小撮极右势力，歪曲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诸如“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七·七事变”是“中国的阴谋”等等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对此我们必须给予严厉驳斥。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来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采取经济渗透、外交逼迫的软方式，另一方面施以阴谋暗杀、武力干涉的硬方式，两者互为呼应，不可分开。
第三，当时日本正处在法西斯化的胎动期，尤其是在军事部门和军队中出现的所谓“昭和新军阀”是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第四，帝国主义者的信条是：能为我所用者，刮尽其肉；不能为我所用者，卸磨杀驴。皇姑屯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第五，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一次重要尝试。从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疯狂；另一方面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毅然“易帜”就是最有力的回击。在这个意义上说，皇姑屯事件的阴谋是失败的。但它却又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教训。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动员，阴谋策划得更加周密，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达到了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正如侵略者坦白的那样，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理性》1956年12月号。。这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1）
第一节东 北 易 帜——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一皇姑屯事件后的东北局势
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东北政局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东北的动乱，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制造了多起爆炸案参见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238～251页。。关东军主力陈兵奉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第276页。；给东北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占京津地区，大兵压境，仍有向东北进攻的趋势。加上滦东地区的直鲁联军欲图不轨，战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当局审时度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经过短短两周时间，张学良运筹帷幄，于6月17日秘密返奉前后，将各方面事件相宜处置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耗，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张学良成为东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东北的政治从休克状态中得以复苏，使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阴谋归于失败。按照河本的逻辑和设想：第一，奉系军阀“只是由头目、喽关系所结合的私党”，“只要把这个头目（张作霖）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造成“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即乘机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冷静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法西斯势力羽翼尚未丰满，各方面的准备和协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肢解东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两种抉择，三种关系。即面临着东北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是选择有条件的南北妥协与南京政府合作，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选择屈服于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据之路？这就关系到如何处理原奉系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这是东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将张学良推到了紧要关头。
当时，张学良面临的形势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北伐军攻占京、津后，北洋政府已经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力图乘胜前进，使东北地方政权“归顺”，谋求全国统一。至于如何统一，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武力统一，即以战争形式决出雌雄，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有两大问题，其一，奉军实力并无大损，且占据东北地利之优；其二，日本向以东北为“特殊权益”之地，此前已有山东出兵干涉，对于东北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毋宁说日本正期待着战乱，以便借题发挥。因此，这种方式断不可取。第二是和平统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势利导张学良，通过和谈，使其服膺南京政府，这是既可避免生灵涂炭，又能达到国家民族统一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奉军退出关外之前，张学良也表示过息兵谋和的意愿，因此，南京方面决定采取和平统一方式，积极争取张学良。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2）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干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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