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1998；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负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张学良对这种“进言”未予理会，于7月1日发表“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102页。；并密派代表团赴平与南京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不日旋即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易帜气氛十分浓烈。这种形势使田中政府极为恐慌。7月5日田中电训林总领事：“东三省此际对南方派采取迎合态度，于种种关系上乃失策之举，应告诫其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场。”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田中的意图是，对张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处，放弃与南方之接触，推行老派主张的保境安民路线，为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做准备。张学良接到林转达的田中的“劝告”，对日本之伎俩十分清楚。但鉴于南北妥协正在谈判之中，还不到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时候。因此，张学良表示“与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见解”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至7月中旬，国奉妥协谈判达成协议：东北当局答应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南京方面承诺暂缓东北党部之工作，东北地方政权之人选概由张学良提名，呈送国府任命。于是，张学良决定命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热河易帜，以此作为对国民党方面表示的具体行动，并试探日本对易帜的进一步反应。如形势允许，则于7月下旬再实行东三省易帜。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访张学良，张学良沉稳地告诉林：关于东北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不断劝告实行统一合作，（东北）政府内部也大体倾向于此”。并征求林之“高见”。林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这次会谈张学良向日本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林显然是虚张声势，对张学良易帜加以阻止，但觉得力度不够。回去后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日本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训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其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提出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二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翌日，林访张学良，转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并递交了政府的照会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 第220～221页。。张学良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对日本的意见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又出马“劝告”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第95～98页。。村冈先是假惺惺地对张作霖逝世表示哀悼，然后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表示对张学良“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暗示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对立中，关东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排斥杨宇霆，以此拉拢张学良投靠日本。最后，村冈凶相毕露地“劝告”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对于村冈的拙劣表现，张学良看得十分清楚，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感激得声泪俱下”的样子，似乎对村冈的“劝告”大为感动。后来据王家桢披露，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涌流”。的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张学良为民族大业，却必须坚忍克制，这表现出张学良对侵略者斗争的高超艺术。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3）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张学良考虑到滦东军事尚未收束，奉系内部仍有动摇、不稳的倾向，此时易帜难保关东军不会寻衅闹事，引起冲突，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决定采取拖延观变的策略。7月22日东北当局做出决议，同南京谈判转为秘密进行，公开易帜暂缓。张学良就此通知日本方面，表示南北妥协可以停止，但东三省政治仍依民意而决。既不封门，又留有回旋余地。同时电告蒋介石，虽因日本干涉暂缓议和，但统一意志并无改变。
由于日本的干涉，易帜被迫第一次延期，但日本对张学良的暧昧态度仍很担心，并对南北妥协暗中进行有所掌握。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对张学良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田中请出侵华老手林权助，行前二人商议制定了新对策：①将东北与内地之联系完全切断；②绝对阻止南方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不惜做出牺牲；③若张学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线，日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全力协助之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间，林权助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尤以8月9日的晤谈最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电训林久治郎，提出对张学良的最后通牒：“如果张学良不停止南北妥协，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张的善意态度，必要时采取自卫措施。”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因此，在会谈中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文史资料选辑》〈6〉。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正经的答复。在会谈后的筵席上，张学良还十分巧妙地给林权助等人以有力回击。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听了很高兴。但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惊讶地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张说：“我是个中国人呀！”弄得林无可奈何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
这次会谈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妙表演，同时也是张学良以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聪明睿智与侵略者进行的顽强斗争，但是敌人已经把军刀摆在了桌面上，东北当局也不能不有所考虑。经保安会议讨论，为避免与日本最后决裂，酿成重大事件，决定易帜暂停三个月。林权助接到这个消息，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总算保全一个面子，悻悻地回日本去了。经过这次斗争，虽然易帜被迫再次延期，但实际上等于日本默认三个月后东北可以易帜。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4）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谋略”
如果说日本的威胁；恫吓，粗暴干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硬方式的话，拉拢引诱，阴谋煽动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软方式。在东北易帜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这种软方式的对策。
挑拨离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阴谋伎俩之一。在奉系军阀中历来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争，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学良和杨宇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张、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于是，日本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造成奉系内部混乱，为日本控制东北创造机会。据卢广绩先生回忆，林权助在完成“吊丧使命”，回到日本后，曾对记者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德川家康原是丰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时将其子秀赖托孤于德川等重臣。后来德川杀秀赖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杨宇霆为德川家康，将张学良视为秀赖卢广绩：《张学良将军一夕话》，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果然，张学良对林的讲话“确很注意”，并感觉到杨“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成为后来杨常事件的诱因之一。从当时的情形看，林权助的讲话确实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张杨为争权而火并，造成东北动乱，以便日本有可乘之机。
另一扰乱事件是，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居心叵测地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在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票评选。据高纪毅回忆，杨宇霆每日大量购报，在选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报馆，以显示他是民意所归之人。张学良知道后自然十分不满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52〉。。这件事的作用就是要造成东北军政要人之间的互相猜疑，破坏东北的稳定局势，可谓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狡诈。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诡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道：“你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对其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 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上。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诡计，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