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次裁军，都是军部退缩和妥协的表现。还有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更使军部威信扫地。但是这种退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军部的政治地位。同时军部势力加紧与民间法西斯势力勾结，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种历史的冲击，给军部政治化创造了条件。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引发的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开始，军部法西斯展开了全面的反扑。特别是1931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把日本的国家政治引上了战争的轨道，军部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大为提高。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的“权力核”正在癌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推进军部政治化，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特点和表现形式。同时，军部法西斯在国内制造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暴力恐怖事件，牵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向法西斯化转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变，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军部垄断了国家权力，内阁和议会成了军部的附庸，从而标志着军部政治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期。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
对外政策或称外交政策，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在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就是强权政治外交。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首要的任务就是克服半殖民地危机，实现近代民族独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又仿效西方列强对周边亚洲国家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侵略和掠夺。近代日本的对外发展，实行的是一条从属与侵略的双重路线；而军国主义侵略则是近代日本对外发展的主线。
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行的是“脱亚入欧”的发展模式，即摒弃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伍。这种模式既有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反动的一面。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是这种模式中反动一面的反映。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就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作为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和《御宸翰》（天皇御笔亲书的文件），规定日本对外发展的总方针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是说要以武力把天皇的“肇国”神威普及到全世界；表明日本确定了一条侵略扩张的对外发展路线。
这种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封建社会，是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实行的是“武家政治”。武士阶级的政治信条，一是认为“日本为万国之本”的神国，天皇是君临天下的神君，神君以神威理所当然地统治天下。二是崇尚武力，认为“武力是立国之本”。他们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耀。到了幕府末期，在西力东渐，日本面临殖民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的思想发展成为“进取”的攘夷主义——“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有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佐藤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皇国（日本）乃天地间最早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号令、征服世界各国乃天理使然”。因此，要以武力“先吞并满洲……继而再将朝鲜，中国全部划入日本版图”。《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6页。吉田松阴也鼓吹，对于美、俄等国，“励行条约，敦厚信义”于此之损失则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养蓄国力，一旦强盛，就向北开拓虾夷（北海道），夺取堪察加，割取“满洲”；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进而君临印度《吉田松阴全集》，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二）第7页。。上述论调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模式和制定侵略扩张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也是近代天皇制国内政治发展的延续和外部表现。
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条件，所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点比起西方殖民侵略更为突出，更为凶残。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其中“富国强兵”是其核心。所谓“富国强兵”，其意是“强兵为富国之本”。按照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给天皇的上奏书《邻邦兵备略》中的解释：“兵强，则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3页。也就是说，国家要富裕，武力乃先行之道，侵略扩张是增强国力的先决条件。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2）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对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在《外交政略论》及议会施政演说中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者，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也……而今介入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非充分，还必须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对于所谓“利益线”，山县指出：“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这种公然宣称将邻国纳入其利益范围的主张，表明日本已决心向大陆进行扩张，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山县的“二线说”集中体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业已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统治阶级总体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讲，国家的外交政策应由外交机关掌握，实行一元化外交，但是，由于军部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外交活动，主管外交事务的日本外务省有时无法确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各时期有所不同）必须听取军部的意见。而军部或者要求外务省接受其意见贯彻之；或者另行一套，独断专行。这样就形成了外交二元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务省不主张侵略扩张，而是说在侵略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为达到侵略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方针、实施方式、手段等方面，两者有所不同。从近代日本外交总的情形看，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有三大力量。一是以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为代表的政府（通过外务省体现）力量；二是军部势力；三是民间势力，其中民间右翼团体（如黑龙会等）在侵略扩张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主张以政治、外交、经济等相对温和的手段进行侵略扩张、故称其为“稳健派”，而军部和右翼团体强调以武力实现侵略目标，故称之为“激进派”或“强硬派”。但我们要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中，在不同时期亦有相当部分的“激进派”。
与上述政治力量相适应，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外交方式也可以分为“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的变化，既有受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影响的外部因素，也有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特别是军部政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
总的说，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外部表现，是由军事性封建性帝国主义这一近代天皇制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从侵略的方向和目标看，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以日本列岛为基点，向中国、朝鲜等邻近大陆国家和海洋地区辐射出去的侵略扩张，史学界通称为“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和阶段：第一步，向南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东北（“满蒙”地方）；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六步，欲图称霸世界。
第三，从侵略的方式看，有“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两种方式，总的看是以武力征服为主，辅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
第四，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侵略战争相伴随的。以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两次产业革命高潮的兴起。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孕育着新的战争。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0多年里，日本几乎是每隔10年左右就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是战争促发展，发展又促战争，最后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历史过程。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对大陆的侵略（1）
一侵台与征韩——军国主义初试锋芒
明治政府成立后就确定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路线。其首要目标便指向了中国台湾和朝鲜。1868年12月以木户孝允为首的日本领导层就提出了所谓“征韩论”。木户向政府建议说：“遣使朝鲜；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页。于是，日本遣使向朝鲜递交了国书，其中使用了“皇”、“敕”等字样，以上国自居，遭到朝鲜拒绝。日本视此为“无礼”，大肆叫嚣“征韩”，并制订了征韩计划。当时朝鲜与清朝有宗主关系；日本也担心征韩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于是日本采取迂回策略，于1871年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73年互换批准书）。该条约本身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其政治用意是，以中日平等来显示日本对朝鲜的“上国”地位，并试探中国对台湾和朝鲜的关心程度，以便准备向中国台湾出兵或征服朝鲜《日本军国主义》〔二〕第67页。。此后日本便加快了侵台、征韩的步伐。
1871年，琉球渔船在海上遇难，漂至台湾。一部分渔民遭当地土著居民杀害。余者由清政府送回琉球。当时，琉球是个独立国，明清以来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事件本已平息。但后来日本得知此事，便借口说琉球人是“日本人”，大肆鼓噪“征台”。1874年5月，日本派出以西乡从道为首的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大肆烧杀抢掠，并设立殖民机关“都督府”，企图霸占台湾。但是，在清军和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下，日军遭到惨败，于是，日本又将侵略图谋转到谈判桌上，9月日本派出外交代表来北京谈判，歪曲事实地提出台湾是“生番地”，妄图加以霸占。清政府对此予以驳斥。但是，在英美等国偏袒日本的“调停”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条件，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亦称《台湾专约》），默认了琉球人为日本人；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这为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便将琉球划入了日本的版图，于1879年4月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
侵台战争结束后，日本便把矛头指向朝鲜。1875年夏秋之际，日本多次派出军舰侵入朝鲜西海岸，烧杀抢夺。1876年初，日本派出黑羽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率领海军陆战队到朝鲜，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日本由此获得了贸易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成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开端。1882年7月，由朝鲜士兵起义引发成反对朝鲜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起义。起义者火烧日本公使馆，打死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公使狼狈逃窜，史称“壬午事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紧急动员，编成混成旅团，大兵压境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除索取赔款之外，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日军协助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成新政府，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驻朝清军应朝鲜方面的要求，立即兴兵击退了日军，闵妃集团重新掌权，史称“甲申政变”。但日本却借机于1885年1月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并于4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不仅使朝鲜主权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使日本攫取了在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和与清政府的对等地位；日本更加得陇望蜀。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对大陆的侵略（2）
二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侵台，征韩，还只是在亚洲初露锋芒；要称霸亚洲就必须与中国进行决战。为此，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首先，大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日本军部在19世纪70年代末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据此于1880年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清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参见前章），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1878年日本设立了参谋本部，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到甲午战争前，又设立了海军军令部（1893年），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日本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