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日本为准备对苏战争，实施“关特演”，关东军间谍特务活动更为活跃，新设了第5课，由原奉天特务机关长池田纯久任课长，主持所谓“占领地行政”研究。此后虽然日军实行“南方优先”战略，但关东军的对苏工作继续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谍报和谋略方面，新设了矶野谋略部队、临时航空队、一面坡训练所，以及情报部教育队、通信班等机构和部队。特情力量和力度明显加强。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日益走向穷途末路，关东军实力大为削弱时，不得不采取“持久守势”战略，情报部也相应发生转变，原有边境攻势间谍据点不断收缩。到1945年夏，日本颓败之势已十分明显，关东军为负隅顽抗，决定将情报部所属机关和部队连同宪兵队等改编为特别警备队，企图以游击战和秘密战的方式弥补不可收拾的颓势。但未等改编完毕，苏军就发起了大举进攻，关东军迅即败亡。二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业务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指导。奉天和哈尔滨机关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两大支柱。“九·一八”事变前，奉天机关是主导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机关渐次占据主导地位。至1940年哈尔滨机关改编为关东军情报部本部，形成了规模庞大、手段多样、制度较为完善的军事间谍系统。哈尔滨本部设有6个班，第1班（总务）、第2班（文谍）、第3班（白俄）、第4班（谋略、器材）、第5班（情报）、第6班（宣传）。下属支部14个，其下有分派机关、派出所数十个。其他隶属或指挥的机关和部队7个。参见《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80页表。其任务主要有谍报、宣传、谋略、防谍、人员培养等。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3）
谍报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主要工作。分为文书谍报、人员谍报和科学谍报。科学谍报主要指用无线电截听等科学手段窃取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关东军通信队负责。特务机关主要负责文书和人员谍报。
文书谍报（简称“文谍”）是指通过各种印刷物获取情报。这项工作在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规模，由第2班负责。1941年前后已有日本军官37名，白俄52人。主要分析资料有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劳动报以及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杂志。另外还有“音情”和“音秘”资料。前者指高速莫尔斯电报资料，后者指旁听无线电话资料。各种文书情报资料由资料班集中管理，分析研究。1945年6月，情报本部召开了一次关于日苏开战形势分析会议，文谍班根据资料分析，提出苏联会很快发动进攻，但关东军对这一意见未予采纳，而判断苏军进攻时期在入秋以后，结果被苏军打得措手不及。
人员谍报在关东军内部称为“哈尔滨机关特别谍报”，即通过派遣特务打进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窃取情报。这项工作是从1936年安藤时代后期由山本敏少佐开始的。后由小野少佐继续。最初由山路翻译官操纵白俄米哈伊诺夫，与总领事馆电信员接触，偷取往来无线电文。关东军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甚至有南洋英美军队作战构想的情报。曾任哈尔滨机关长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自我吹嘘说：“最近‘哈特谍’提供的有关南方的敌情极为重要，就连大本营收集南方情报也要依赖‘哈特谍’，为此不胜荣幸。”《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其实，有些情报是苏联故意透露给日本的，有些则是假情报。但关东军仍自鸣得意地认为“每月五、六千日元的巨款没有白花”。
与这种平时谍报相对应，还有战时野战情报业务。诺门坎事件时，哈尔滨机关派出了两个战场情报班，但效果不佳。为弥补这一缺陷，关东军情报部设立了野战情报队，编制为军官数人，兵力两个分队，配有无线电和汽车。
关东军特务机关还有一种极端秘密和残忍的谍报手段，就是从所谓“越境入满者”口中获取情报。这项任务由“保护院”负责。“保护院”实际是非法拘留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蒙古人）的集中营。本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香坊，主要关押苏军战俘。初由伪哈尔滨市公署负责；1942年2月移交情报部管辖。另一处设在内蒙王爷庙，主要关押蒙古战俘，由情报部兴安支部主管。“保护院”的正式名称叫关东军特别调查部内蒙古ァバカ会编《ァバカ特务机关》。；分为总务班、情报班、工作班、宪兵班、警备队（步兵2个分队）等。这里经常关押着150～200名所谓“越境者”，大部分是苏联军人，也有苏联市民被日本国境守备队拘留后押到这里。“保护院”通过刑讯逼供，弄清他们的身份，再分别处理。对有利用价值的进行策反，予以逆用。对一般无价值者充做苦力。约在1943年底有约100人被送往阜新煤矿，后来至少又有两回。而对态度顽抗或不守“院规”者，则按关东军的指令，送到平房驿站（即731部队）去。
所谓“宣传”工作是特务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东军为达到反苏反共、发动战争的目的，推行民族分离的思想对策。这种宣传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俄国人和蒙古人。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总方针下，对俄国人主要以反苏反共、复兴俄罗斯帝国为口号，鼓动白俄反对苏联。这方面工作，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导下，主要由白俄事务局担当。其手段有利用广播，文艺演出以及各种集会等。对蒙古人以吹捧其崇拜的偶像成吉思汗为根本理念。为此，关东军不惜重金，在兴安军官学校附近的山冈上，建造了一座十分壮观的成吉思汗庙。这对欺骗“蒙系”军官为其卖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44年秋，当时在参谋本部第2部任职的昭和天皇的弟弟崇仁亲王三笠宫，到兴安视察以蒙古人为骨干的第2游击队时，对这支关东军的“羽翼部队”非常满意。《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
所谓“谋略”，主要是指以非常手段破坏铁路、桥梁、军事设施等的间谍活动。日军称之为“威力谋略”。关东军从将来对苏作战考虑，认为使用“威力谋略”是确保对苏作战优势的重要手段。为此，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组建白俄谋略部队。先后组成松花江、横道河子、海拉尔三支部队，统称“浅野部队”。“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将浅野部队一部派往“满苏”边境的漠河地区，准备实施“威力谋略”。同时又在昌图组建了士兵为蒙古人的矶野谋略部队矶野谋略部队初隶属于伪满治安部，称为第868部队，由关东军直接指挥，1943年3月改称第53部队，转归情报部指挥，1944年7月改编为正规日军，番号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准备开战时对外蒙实施谋略作战。虽然关东军十分器重这两支部队，但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在关东军的大崩溃中化为乌有。此外，关东军还策划了“K号工作”的谋略计划，企图仿造苏联舰艇，袭击伯力的桥梁和江上设施。最终未能实行。
所谓“防谍”，对关东军来说，就是防范敌方（主要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以间谍方式危害其安全及伪满的统治。这项工作称之为“秘密防御战”。其任务主要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伪满保安局协助。
所谓“人员培养”，就是专门系统地培训间谍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加强间谍情报人员的力量，于1933年开始实行所谓“北满研究员制度”，派遣参谋军官到特务机关学习和研究谍报业务。诺门坎事件后，关东军为加强对苏情报业务，设立了俄语教育队（第345部队），分为普通科和高等科，后又增加补习科。主要培养掌握俄语的谍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关东军为提高间谍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机动能力，从1943年开始组建临时航空队（第377部队），主要培训远距离活动的间谍人员。这支部队被称为情报部骄子。但由于关东军在颓败局势下采取守势战略，不得不于1945年1月将其解散。另外情报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1945年3月解散的临时航空队并归到一面坡训练所，使该部队成为最主要的间谍培训机构。最后与关东军一起败亡。情报部教育队（第471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三关东军侵华“谋略”述要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4）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参见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正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生。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找来的，企图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事发后，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论”的东西臼井胜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5页。；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外，在政治谋略方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第78页。；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页。；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于关东军的“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