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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
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
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
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一部分第3节 萧三回忆“五四”（3）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一段话，精辟正确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
根据记忆和许多史料的记载：6月3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6月5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为北京学生声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
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6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主席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19年4月发表“孔乙己”，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1921年8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分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第一部分第4节 萧三回忆“五四”（4）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6月11日从长沙仓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时给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
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联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
“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70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