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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凌晨六点，东方天边已露出桔红色的曙光，主席才缓缓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院里，点起一支烟，边抽边轻轻踱起步来，神色显得有些疲倦。
他太累了！这些天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没有召开会议，主席本来要早休息，以便次日有充沛的精力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但他仍然没休息成，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我几次去提醒他，他只答应，却不离开桌子。周副主席也几次来电话，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要保证上天安门的时间，他才停止工作，兴奋地站起身来。
是呵，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记得1947年3月18日晚上离开延安时，主席语气肯定地说：“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实现了，谁能不兴奋呢？主席大概也是这样吧。
平时，主席是下午三点起床，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大典前还要开一个会，所以要在下午一点起床。时针指到了一点，我们心里很矛盾。想让他多睡一会，又不得不把他叫醒。我轻轻喊了一声：“主席，到一点了。”他听到喊声，一下折起身子，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说着下了床，很快刷牙洗脸，吃了饭，穿上那件绿呢军装。在此之前，我们劝主席做一套新衣服，他没有同意，说：“这一套不是很好嘛，就穿它吧，不要再做了。”现在他将要穿着这套军装去参加开国大典了。
下午两点五十分，毛主席走出大门，其他中央首长：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等已等在丰泽园门前了。主席见了这些战友，立即上前一一握手。周副主席问：“主席今天睡好了吗？”主席摇摇头，风趣地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一直没怎么睡，吃了药也睡不着。上天安门又要站几个小时，咱们的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其他首长都笑起来，主席自己也笑了。
毛主席和首长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正是下午三点整，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毛主席轻轻按动电钮，巨大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毛主席用浑厚洪亮的声音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高昂的声音，透露出主席的兴奋心情。几十万人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
随后是检阅。毛主席目光炯炯，伟岸地站在城楼上。最先走过的是陆、海、空军，接着是群众队伍，文艺大军，体育大军。时间太长了，我们担心主席太累，就请他进了休息室。他还没有来得及喝水，就和在那里的程潜先生说起话来。主席刚点起一支烟，周副主席就匆匆走进来，对主席说：“你预料得对，要在天安门上站几个小时。”原来群众队伍到天安门前，见不到毛主席不愿往前走。毛主席对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放下刚抽了几口的烟，又回到了城楼上，对游行的群众招手致意，直到大典结束。
这天夜里，主席办公室的灯又亮到很晚很晚，他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绞尽脑汁了！
（阎长林）
第四部分第106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1）
接管平、津工作告一段落后，中央确定我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随后，我又以华北解放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共和国的筹建工作，并对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决策有所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里程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我们党关于建国的主张，主要通过建国纲领中若干重大决策体现出来。因此，我对新中国建立的回顾，着重于若干决策的形成。
1949年3月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解放南半个中国和勾画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我奉命留守北平，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前后展开的重大工作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围绕着农业国变工业国这一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谈谈自己了解的情况。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作准备了。1948年9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当然，这两个矛盾要区别对待：一个是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作者注）“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发了言。毛主席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并嘱托他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作进一步的思考，草拟文件提请二中全会讨论。
恰在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先走了一步，这就使闻天同志有可能和有条件对那里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经济成分作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少奇同志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10月26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修改后的提纲，曾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我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少奇、闻天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调查研究，犹如毛主席讲的“十月怀胎”。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很值得记取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毛主席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可以说是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这里，我不可能一一介绍，只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国情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这至少包括两方面：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适应这种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从方针上讲，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26—1427页）。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页）
第二，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它的基本点是：
1．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4．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