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
由上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第一部分第13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4）
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他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由于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
第二，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第四，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五，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光宇：《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部分第14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1）
在初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初，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刘东轩、谢怀德两位同志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儿的农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
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毛泽东同志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使他们很快成为农民中真正的带头人。于是，几个月之内，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农会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时常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于是地主们告到长沙城里，要赵恒惕来捉毛泽东同志。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便到广州去了。
1926年8月，“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逮。”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第15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2）
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的韶山农民，从1925年成立农会之后，培养出不少的农民运动骨干和党的干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轩同志，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带他到长沙的学校中去当校役，半工半读，后来又带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湘潭一带进行农民运动，毛福轩同志因此成为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福轩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同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
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个省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同志讲课时深刻地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毛泽东同志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变贫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
当时彭湃同志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同志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毛泽东同志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于1926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