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中独立于任何内阁机构的惟一的部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收集、分析并且散播来自所有渠道的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一长官是美国总统，他也有权力指挥中央情报局实施秘密行动。虽然，秘密行动只是占用中央情报局整个预算的一小部分，但这些行动时常是具有争议的，曾一度主导了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
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由参议院批准，但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总统内阁的成员。依照联邦法律，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松散结盟性的情报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他（她）负责说明情报部门的优先安排的事项并协调递交给国会的情报机构的预算需求。
这个责任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有高于这些机构领导的直接的权力，并且有权力根据需要来调动这些预算内的资源。其实都不正确，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真正权力直接与他个人与总统的亲密程度相关，而多年来，这种关系时近时疏。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力还与他与政府其他官员的关系，尤其是与国防部长的关系相关。
国防部下的情报部门占用了美国在情报上全部经费的几乎80％，其中包括了支持国家海关基地和支持特殊的国防和军事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因为它们位于国防部内，这些机构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的要求很敏感。
国防部内的其中一个与国家海关基地有关的情报机构是国家安全局，它截取和分析外国的通讯和破解代码。国家安全局也建立代码和密码来保护政府信息。另外一个机构是近来重新命名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它提供和分析影像并生产一系列产品，包括地图、航海工具和监视情报。国防部内第三个这样的机构是国家侦察办公室。它研制、回收、发射和维护进入轨道的为其他政府机构提供情报的信息收集卫星。
国防情报局对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事战地指挥官提供支持。它既通过人力资源也通过技术情报收集方法收集一些情报。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它们自己的情报部门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帮助决定获取什么武器，并为其工作需要提供相应的战术情报。
除了国防部的情报部门之外，其他情报机构还有：联邦调查局中的国家安全部门；国务院内部的情报与研究局；财政部内的情报部门；能源部内的谍报和反谍报办公室，该机构以前通过引进国家试验室系统的专家，对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有特殊的破获能力；海岸警卫队的情报办公室；以及今天在国土安全部内的情报分析和基础建设保护理事会。
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对恐怖主义通讯的截获经常引发政府其他部门的警觉。其对信息的截获经常掺杂着一些结论性因素，犹如分析人员在玩拼盘游戏。国家安全局的工程师们创立技术系统来破译密码和搞清楚今天的复杂信号。其分析人员监听外国人之间的信息并不是指向他们的谈话。他们也进行“交通分析”，研究专门的通讯系统和代码以及外国的组织结构，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机构。
冷战对手使用高级别的、熟悉的和可预测的军事命令和控制方法。随着全球化和电讯革命的发展，由于松散但网络化的对手们使用商业性的设备和密码，信号收集的技术性阻碍以几何的速度增长。同时，冷战的结束和相应产生的国家安全经费的减少迫使情报机构精简人员和寻求规模经济。现代的对手善于运用通讯技术。国家安全局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数量、种类和速度”上成指数倍地增加。
法律要求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根据外国情报需要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不要故意收集美国公民或美国境内人员的情报数据。另外，国家安全局应该让联邦调查局知道任何有关犯罪、间谍或者“恐怖主义事业”的迹象，以使联邦调查局能够取得适当的授权。本报告的后面，我们将了解，虽然国家安全局有报告中东恐怖嫌疑分子设施之间通讯的专业能力，但是国家安全局不需要外国情报监控法案法院的授权便可收集美国境内和外国的个人之间的通讯，因为它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它也不想被看做是以在美人员为靶子，可能违反规制国家安全局收集外国情报的法律。
国家安全局对情报来源及收集方法的一贯保护，以及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将精力集中在对国外情报的收集上而忽略国内情报的做法，是“9·11”调查报告中的重要部分。
情报系统中技术的利与弊
美国的参战者和国家防御的决策者们在执行任务中对新近发展的科学技术的采用是20世纪最大的成功经历之一，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近来的战争得到回报以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勇敢的参战男女们在战争中使用了好多年前由尽职勤勉的执行人员和立法部门领导们研制、授权和购买的先进技术。
但是，技术的挑战是令人畏惧的。它代价大，有时还会失败；技术虽能解决问题，但同时也会制造问题。一些先进的技术使我们能在冷战期间洞察到封闭的反苏联疆域，但是在识别和跟踪单个的恐怖分子中却作用有限。
反过来，恐怖分子却从这种同样快速发展的通讯技术中得到了好处。他们能盘活和获得一家年收入30亿美元的电讯企业的产品。他们不用支付昂贵的费用就能取得各种各样的、全球性的、迅速的、复杂的和加密的通讯设备。
全球互联网络的出现给恐怖分子取得信息、发布命令和控制其活动提供了更容易的方法。“9·11”阴谋的策划者穆罕默德·阿塔在德国汉堡上网来搜查美国的飞行学校。情报收集的目标更加复杂了。这些变化使监视和发布威胁警告更为困难。
尽管技术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人对技术的强烈爱好也使他们把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只有当一个组织有政策、机构以及利用技术的刺激手段时，技术才会产生很好的结果。例如，只要情报机构的人员和安全制度是鼓励保护信息而不是散播信息，那么即使最好的信息技术也不会促进信息共享。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情报机构内的适应与不适应（2）
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是罗斯福总统在认识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可能承担这个角色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建立起的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任局长是威廉·J·多诺万，他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他征募和自己一样的人——富于旅行经验、擅长交际、生活富裕的职业男士和女士进入（美国）战略情报局。
多诺万的一项创新至今仍在美国情报系统中保留着，即建立了调查和分析处。这里，美国大学的大批学者全神贯注于间谍获取的情报、军方截获的信息、无线电广播中的报道和各种出版物，并就外国战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撰写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令多诺万失望的是，杜鲁门总统解散了（美国）战略情报局。4个月以后，总统命令在一个由国务院、军方、海军领导人以及总统的私人代表组成的国家情报局领导下，“计划、研究和调整联邦的所有外国情报活动，以便确保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情报任务能最有效地完成”。这个机构可以得到中央情报小组的协助，该小组是由从各个部门的选派的人员组成，并且由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
后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受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领导。联邦调查局的游说，加上担心出现一个美国的“盖世太保”，最终导致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的职能。美国中央情报局被认为“没有警察、传讯或者执法力或国际安全职能”，这种结构造成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情报机构以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紧张关系。
国家情报局和秘密行动方案
因为这样的历史，美国中央情报局传承给“9·11”时代一个养之有素的精英组织，认为自己是在国家的前线对付美国的敌人。它的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们，在行动理事会的领导下，分散到位于国外的各个站点。每个站点的负责人是该组织中的重要人物，其另外一个职务就是中央情报局在那个国家的代表。他（偶尔也有女士）受到行动指令的约束，该指令列举了由行动理事会相关地区部门确定的首要行动任务，并受到由中心任务决定的资源分配的限制。
因为间谍行为是高风险的活动，对情报目标的确定、人员的招募、问题的处理和情报线人的终止以及对收集的信息的散布，均要求华盛顿方面的批准和行动。但是，这个分散的体系与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实地办公室的机制很相似，其行动理事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总部的任务是支持实地工作，而不是管理实地的活动。
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流放古巴人到猪仔湾的败笔被揭露，越南战争受到更多的批评。“水门事件”时期的主导新闻是由参议院的弗兰克·切奇和众议院的奥蒂斯·派克领导的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他们公开了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外国领导人的证据。总统并没有对这些判断承担明确的责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承受了大部分谴责，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总统的“似乎合理的否认”。
“水门事件”之后，国会建立了监督委员会来确保中央情报局不会实施与美国基本法律相违背的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局的专案官员解释了立法，例如，休斯—賴安修正案要求总统批准和向国会报告任何秘密行动，暗示秘密行动经常会导致麻烦，并可能严重地毁灭一个人的职业生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中美秘密行动计划发生的争议导致了国家情报局的几个高级官员被提起指控。20世纪90年代，正如对“基地”的态度，决策者和警觉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者之间关系时常紧张，前者想让中央情报局实施更多的侵略性秘密行动，而后者则忠告要谨慎，要确保他们的行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不可否定的总统授权。
国家情报局感受到了自从1992年开始裁编以来冷战后和平分解的影响。由于官员的数量减少，海外的机构也关闭了，面对巴尔干和非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危机，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管理人员作出的回应“一浪接一浪”，或者抽调各个情报机构的人员来处理这些紧急的问题。很多情况下，繁忙的官员们对这些新发事件并不熟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能全面或根本无暇顾及世界上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报收集的目标。这个战略也强调了要与外国联络机构建立紧密的联系，因为，需要它们的帮助来得到美国自己没有能力收集的信息。
国家情报局最低潮的时候是在1995年，那时只有25个受过训练者成为新的官员。1998年，中央情报局局长说服中央情报局和国会，批准了一个长期的重建计划，一个新兵需经过5年到7年的培训和语言学习工作经验，然后才能合格。
分析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理事会保留着战时大学的原本特点。其中的男士和女士都倾向于通过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对方（这里指的是机密作品）。除了自己的同行，他们还向决策者们征求批准和指导。在20世纪90年代和今天，具有特殊价值的分析作品将被录入其中一份机密日报——高级行政人员的情报简报——或更好的，被选入《总统每日简报》。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进行冷战。它稳定地集中在一个或两个主要的敌手上，数十年都一样，从而至少产生一个积极的效果：它创造了一种环境，身在其中的管理人员和分析人员在基础研究上能安全地投入时间和资源，并且是详细地和经过沉思地进行研究。结果可能不会很快，但当他们写了他们的评估时，即使是简短的评估，他们也能根基于对问题的深入了解。
但冷战结束后，这些投资不可能轻易地被再分配到新的敌手上。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一个更具有流动性的国际环境中，目标和利益变幻不定，情报管理人员不再感到他们能够为长期积累情报资本而承担这种有耐心的战略方法。具有各种版本的书籍和文章的大学文化让位给了新闻编辑文化。
在20世纪90年代，全天候的新闻报道和互联网的出现增加了分析员的压力，他们要快速地将新鲜的报道传递给决策者，还要尽量增加背景知识或补充决策者们正从媒体获知的消息。对全部信息来源和战略进行分析所具有的弱点被海军上将大卫·耶利米领导的小组和1999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小组明确指了出来，前者批评了情报机构没能预测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武器试验；后者讨论了情报机构在估测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的能力上的局限。两份报告均注意到重点任务太多而致精力分散、战略分析的技术水平的下滑以及安全规则阻止了信息的适当共享。冷战的另一项技巧是对突袭作出警告的一套巧妙的方法，但是这些技巧都在分析新的危险（诸如恐怖主义）中萎缩了。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情报机构内的适应与不适应（3）
安全影响中央情报局对付新的恐怖主义的另外一组经验，要追溯到冷战早期，当时该局非常担心（近乎妄想）前苏联克格勃的渗透。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直在中央情报局中领导反情报工作，他一直怀疑中央情报局内安插有不止一个前苏联的“奸细”。虽然在安格尔顿被迫退休后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好景不长。前苏联渗透的事实摆在眼前，又加重了这种忧虑。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了奥尔德利·艾姆斯间谍案，这使中央情报局十分尴尬。尽管明显地不可靠，但在艾姆斯将美国特工和侦察人员名单卖给前苏联而收取报酬致使该名单上的许多人都因此而牺牲后，他还是受到同行们的保护并且得到提拔重用。
对安全的担心使信息共享极大地复杂化了。为了保护信息不被高明的精于高科技的敌手获得，信息被隔封起来。因此，对处理信息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并且对通过新兴的电子系统（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