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并希望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离开人世。
1997年9月，亚拉赫突然把计划攻读的专业从牙科转为汉堡技术大学的飞机工程。至今仍不清楚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动机何在。他对申盖伊解释说，自他小时候玩玩具飞机时就已对航空产生了兴趣。然而这个理由似乎有些苍白无力。无论如何，亚拉赫似乎已与汉堡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取得了联系，而某个人在亚拉赫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年秋天搬到汉堡后，亚拉赫开始在周末去看望在格莱夫斯瓦德的申盖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年后申盖伊进入德国波鸿市的一所牙科学校。大约同时，他开始更多地谈论宗教，对申盖伊探望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也开始批评申盖伊宗教信仰不够强烈，穿着太暴露。他蓄起了胡须，并按时祈祷。他拒绝把申盖伊介绍给他在汉堡的朋友，原因是他的朋友是穆斯林信徒，而申盖伊拒绝更进一步遵守教规使他难堪。1999年某个时候亚拉赫告诉申盖伊，他计划发动“圣战”，因为没有比为阿拉伯而死更高的荣誉了。亚拉赫的变化引发了他和申盖伊之间无数次的争吵，但他们的关系仍时断时续。
形成小组
在汉堡时，亚拉赫在许多地方居住过，但很明显他未与他未来的同伙共同居住。他通过什么方式、在何时成为阿塔圈子的一员至今仍是一个谜团。1997年底，亚拉赫开始在汉堡的库德斯清真寺定期祈祷。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宾勒斯伯并与之成为密友。在清真寺的礼拜者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黑伊达·扎姆尔的伊斯兰信徒比较突出。他为人坦率但爱炫耀。同时，他是穆斯林团体的一个知名人物（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和美国情报机构也十分关注他）。扎姆尔在阿富汗打过仗，并利用每一次机会赞颂暴力“圣战”的好处。有证人曾听到扎姆尔一再劝说宾勒斯伯履行“圣战”职责。“9·11”事件后，据说扎姆尔承认他对包括宾勒斯伯在内的汉堡小组的所有成员均有影响。1998年，扎姆尔鼓励他们参加“圣战”并说服他们前往阿富汗。
由于受到扎姆尔的劝说或其他人鼓动，阿塔、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最终准备把自己的极端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99年底，他们决定放弃在德国的学生生活，转而参加暴力“圣战”。他们这一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变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完全避开周围的人的注意。激进穆斯林小组的4个核心成员经常在马瑞恩斯特雷斯公寓举行会议，其中涉及极端的反美讨论。会议一周举行3～4次。据一个会议参加者说，小组有点宗派的意味，成员只在小组内部交往。阿塔的公寓租赁单据证明这套公寓作为小组活动中心的重要性。他在租单上写上了Ansar或“追随者之屋”。
除阿塔、宾勒斯伯、谢西、亚拉赫外，小组还包括其他极端主义分子，其中有些人也要参加“基地”组织训练营。他们在执行“撞机行动”时，将协助劫机人员：
●塞德·巴哈吉是摩洛哥移民的儿子，小组中惟一的德国人。他在摩洛哥接受教育后返回德国，在汉堡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巴哈吉在德国军队中服役5个月后因身体原因而退役。1998年11月至1999年7月间，他在马瑞恩斯特雷斯54号与阿塔、宾勒斯伯共同居住了8个月。巴哈吉被认为是不坚定的“圣战”追随者，没有明显特征，并且对伊斯兰教了解不多。然而巴哈吉表示他乐意进行暴力活动。阿塔和宾勒斯伯利用巴哈吉的计算机在因特网上搜索。这一点为“9·11”事件后德国当局截获的文件和软磁盘所证实。
●扎卡瑞亚·埃瑟巴，摩洛哥人，1997年2月到德国，1998年移至汉堡学习医学。到汉堡后不久，埃瑟巴即在一土耳其清真寺遇到宾勒斯伯和其他人。大约在1999年，埃瑟巴突然成为极端分子。据说，他还曾以武力强迫一个熟识的人强化宗教信仰并蓄起胡须。埃瑟巴还强迫这个人的妻子皈依伊斯兰教。据说埃瑟巴的父母数次劝说他放弃这种生活方式，但未成功。“9·11”事件前不久，他前往阿富汗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报告袭击的日期。
●默尼尔·艾尔·穆塔萨德，摩洛哥人，1993年来到德国，两年后转至汉堡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一位证人回忆说，穆塔萨德曾声称如果宗教信仰需要，他会杀死他的全家。据穆塔萨德的一个室友回忆，穆塔萨德认为希特勒是个好人，还经常组织人观看含有本·拉丹讲话的电影。1999年底，穆塔萨德将协助掩护汉堡小组到阿富汗的旅行。
●阿布戴尔格汉尼·默佐地，摩洛哥人。他在大学修完物理、化学课程后，于1993年夏来到德国，1995年移至汉堡前曾在多特蒙德、波鸿、明斯特上学。默佐地认为自己在摩洛哥时并没有强烈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到汉堡后开始变得狂热。1996年4月，默佐地和穆塔萨德目睹了阿塔实现其愿望。
1999年这一时期内，阿塔及其小组变得更为极端，行动也更加诡秘。为了隐瞒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仅仅用阿拉伯语进行交流。汉堡小组4个核心成员1999年底离开德国前往阿富汗时，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撞机行动”的方案，在此之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与“基地”组织有关。然而，有证人证实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很想对美国采取一些行动。简而言之，他们符合本·拉丹、阿提夫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要求。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3）
到阿富汗去
收集到的证据表明，1999年阿塔、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决定飞往车臣对俄罗斯作战。据宾勒斯伯讲，在德国时，火车上的一次偶遇使小组改变了行程——要到阿富汗去。一个叫哈利德·艾尔·马斯瑞的人走近宾勒斯伯和谢西（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且蓄着胡子——宾勒斯伯认为如此）并和他们谈起了在车臣的“圣战”运动。后来他们打电话给马斯瑞，并说明有兴趣去车臣参加“圣战”，马斯瑞告诉他们同在德国杜伊斯堡的阿布·穆萨博联系。阿布·穆萨博即穆罕默德尔·欧德·斯兰希，“基地”组织重要成员。在当时，德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对他十分关注，但两国政府都不知道他于1999年底在德国活动。接到宾勒斯伯和谢西的电话后，斯兰希邀请这些有希望加入“基地”组织的人到杜伊斯堡来见他。
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3人前往杜伊斯堡，然而斯兰希却说目前去车臣很困难，许多旅行车在格鲁吉亚被扣留。他建议他们到阿富汗去，这样在前往车臣前他们能够在阿富汗接受“圣战”训练。斯兰希指导他们获得巴勒斯坦的签证，然后又指示他们如何到阿富汗。阿塔没有参加这次见面，但他与其他3人一起行动。获得必需的签证后，他们接到了斯兰希如何前往卡拉奇和基达的最终指示。斯兰希告诉他们要在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中与一名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联系。
根据斯兰希的建议，阿塔和亚拉赫于1999年11月的最后一周离开汉堡，前往卡拉奇。大约同一时间，谢西也向阿富汗出发。宾勒斯伯两周后离开汉堡前往阿富汗。宾勒斯伯记得当时他到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时，发现并没有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很明显，这是一个暗号。塔利班办公室的几个阿富汗人立即把他护送到坎大哈。在那里，宾勒斯伯与阿塔和亚拉赫重聚。阿塔和亚拉赫告诉宾勒斯伯，他们已经发誓效忠于本·拉丹并鼓励他也这么做。他们还说谢西也宣誓效忠于本·拉丹并已前往阿联酋准备行动。很快，宾勒斯伯秘密地见到了本·拉丹。他接受了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邀请，答应在他手下工作，并像汉堡小组的其他3人一样宣誓向本·拉丹效忠。宾勒斯伯说他那时已经认识到他正在从事一项自杀性行动。
接下来，阿塔、亚拉赫和宾勒斯伯与阿提夫见面。阿提夫告诉他们，他们将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行动。正如宾勒斯伯供认的，阿提夫指示他们返回德国参加飞行训练。阿塔作为本·拉丹选定的小组领导者，几次与本·拉丹会面，接受了更多指示，其中包括最初确定的攻击目标名单。这些目标是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国会大厦。这些“基地”组织的新成员还得知一个名为纳瓦夫·艾尔·哈兹米的人将和他们一道参加行动。
回过头来看，阿塔、谢西、亚拉赫和宾勒斯伯成为“9·11”阴谋（阿塔是本次行动的领导者）的核心成员的速度非常之快。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很明显，本·拉丹和阿提夫是这次行动的主谋。在对4个新成员进行全面考验——在训练营或恐怖行动中——之前，本·拉丹和阿提夫就很快选定他们作为“9·11”阴谋的行动人员。这说明本·拉丹和阿提夫或许早已清楚地了解该阴谋的初选人员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的劣势。4个从德国新来的人具有方案初选人员所不具备的完美的技术和知识组合。因此，本·拉丹和阿提夫立即把“基地”组织策划的最野心勃勃的行动交由汉堡小组执行。
本·拉丹和阿提夫也明显认为阿塔是该次行动中最适合的战术指挥者。迅速地作出这种重要决定让人不得不考虑“基地”组织领导人是否在早期的会议上就已对阿塔进行过考量。的确，在阿塔的行踪记录中曾有过空白。例如，1998年2月至3月间，没有证据证明阿塔在德国，那时他可能已经到达阿富汗。然而时至今日，在就“9·11”事件讯问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宾勒斯伯及所有其他“基地”组织成员时，他们都否认阿塔及汉堡小组的其他成员在1999年底之前到过阿富汗。
汉堡小组的4个核心成员在阿富汗时，他们在汉堡的同伙处理了他们遗留事务以便隐瞒他们的行踪。穆塔萨德做的最好。他告诉谢西的房东，谢西因家庭原因返回了阿联酋并终止了租房协议，并利用律师从谢西的账户里取钱支付了房租。穆塔萨德还帮助了亚拉赫。在亚拉赫不在时，他去照顾申盖伊。塞德·巴哈吉料理阿塔和宾勒斯伯的日常事务，使他们在国外期间不因缺课而引起他人的注意。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4）
准备行动
2000年初，亚拉赫、宾勒斯伯回到汉堡。亚拉赫于2000年1月31日第一个到达。据宾勒斯伯供认，他和阿塔一起离开坎大哈并前往卡拉奇，在那里他们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见面，后者告诉他们有关安全和在美国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回到阿联酋之前，谢西显然已经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2月底，阿塔回到汉堡，宾勒斯伯也随后赶到。谢西先后到了阿联酋（在阿联酋他获得了新护照及赴美签证）、沙特阿拉伯、巴林群岛及其他地方。大约3月份的某个时候，谢西也曾返回了德国。
离开阿富汗后，这些劫机人员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回复常态。一回到汉堡，他们与惹人注目的极端分子拉开了距离。比如扎姆尔，他们知道扎姆尔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还改变了自己的外表及行为。阿塔穿上了西装，刮掉了胡子，也不再到极端分子的清真寺进行祷告。亚拉赫也刮掉了胡子，并且据申盖伊讲，亚拉赫的行为回复到了她第一次遇到他时的样子。2000年1月，谢西在阿联酋的时候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婚礼（事实上，他已于1999年结婚）。看到谢西刮掉胡子并像以前那样生活，谢西的朋友十分惊讶。
尽管亚拉赫作出了很大努力使自己不再显得那么激进，但他的家人还是发现了他转向了极端主义。家人对他的宗教狂热主义越来越担心。亚拉赫回德国不久，他的父亲让他的堂兄——自儿时就十分亲密的伙伴——劝说亚拉赫。然而，堂兄的努力未能奏效。因为与家人及申盖伊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亚拉赫显然区别于其他劫机人员。而这些关系也使他怀疑是否应继续进行“撞机行动”。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2001年夏天。这将在第七章中论述。
离开阿富汗后，4人开始搜寻飞行学校，并进行航空训练。2000年1月初，阿里·阿布杜尔·阿齐兹·阿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侄子，居住于阿联酋，该人将是“9·11”行动的重要推动者——利用谢西的信用卡订购了波音747—400飞行模拟软件、波音767驾驶舱录像带及乘务员手册。阿里把这些物品送到他雇主的地址。亚拉赫很快发现德国的飞行学校不符合自己的需要，他不得不在美国学习飞行。宾勒斯伯也在欧洲寻找飞行学校。在荷兰时他遇到了一个飞行学校的校长，这个人建议他到美国学习，那里的学费不高并且要求的训练期限较短。
2000年3月，阿塔向美国31个飞行学校发出电子邮件，称自己和其他几个人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目前正在德国上学，并说明大家以前未参加过飞行训练，但很希望在美国学习飞行。信中阿塔询问了训练费用、可能的花费及住宿情况。
申请赴美签证前，阿塔、谢西和亚拉赫都声称旧护照已丢失，因此，他们得到了新护照。或许他们认为旧护照中的巴基斯坦签证会让人怀疑他们可能去过阿富汗。谢西、阿塔和亚拉赫分别于2000年1月18日、5月18日、5月25日获得了赴美签证。宾勒斯伯的签证申请被拒绝，接下来的3次申请也未获批准。因为人们普遍怀疑来自也门的签证申请人，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申请签证的也门青年（宾勒斯伯第一次申请赴美签证是在柏林）可能会成为在美国无证找工作的人，宾勒斯伯最终无法获得签证。“9·11”事件前，除非申请人已经列在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上，一般情况下颁发签证不会考虑安全问题。这4个人并不属于被关注的对象。宾勒斯伯曾打算向美国移民，而这就注定了有机会直接参与“9·11”袭击事件。尽管宾勒斯伯无法进入美国，但他将在美国以外为同伙提供重要帮助。
旅行所需证明文件再一次影响了“基地”组织的方案。
旅行
到目前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基地”组织这样庞大的组织，在其方案实施过程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在“9·11”袭击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大量的国际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