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肯定地说，这些如此戏剧性的报告是否与“9·11”袭击有关。
第八章 “警灯在闪烁”凶兆之夏（4）
政府对威胁的反应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告诉我们，虽然在那个夏天，其他高级官员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但反恐安全小组是危机控制的“神经中枢”。除了每天与布什总统会面、每周与赖斯会面商讨其他问题以外，特尼特还定期与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以及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会面。负责对外政策的官员每天都要例行通话，讨论各种话题。
哈德利告诉我们，在“9·11”之前，他和赖斯并不认为他们负有协调国内各部门的任务。他们以为克拉克与反恐安全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内外威胁进行沟通的桥梁。
在对国外和国内威胁反应的级别上，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在国外采取了很多行动以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谋求外交伙伴的支持以颠覆恐怖主义阴谋，关闭大使馆，转移军事资产以防受到损害。在国内所做的则要少得多——当然，部分原因是就存在的细节而言，主要是关于国外的威胁。正如以前提到的，针对也门大使馆的威胁很快就结束了。而国内可能存在的威胁则是比较模糊的。如果报告不详细说明袭击将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官员们会认为可能又在国外，尽管他们并不排除美国国内的目标。每个联邦调查局的恐怖威胁顾问都持此论。
克拉克至少两次对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提到，“基地”组织的秘密小组很可能就在美国。2001年1月，克拉克提交给赖斯一篇战略文章，文章警告说，在美国出现了“基地”组织。他提到，“基地”组织约旦小组的两名与千年阴谋有关的主要成员已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一名涉嫌参与东非爆炸案的“圣战者”已向联邦调查局供述，目前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基地”组织秘密小组。克拉克补充说，雷萨姆1999年12月那次袭击的失败暴露了“基地”组织在美国的支持者。但他的分析所依据的是过去的经验，而不是以新的威胁报告为根据的。
9月11日的袭击落入了国外与国内威胁之间的真空地带。外国情报机构监视着国外的动静，警惕那里的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国内机构等待着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秘密小组发出针对国内的威胁的消息。没有人注意到针对国内目标的国外威胁。即将到来的威胁不是来自美国国内的秘密小组。它是外来的，来自秘密潜入美国的外国人。
导致反应上的这种不一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各机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人给他们指导。克雷西告诉我们，反恐安全小组没有告诉这些机构如何应对威胁。他指出，在国外行动的机构不需要如何反应的指导，他们有处理这种威胁的经验而且有“游戏手册”。相比之下，国内机构则没有策略。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包括反恐安全小组）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命令他们制定相应的策略。
这种缺乏指导的状态在7月5日与国内各机构代表举行的会议上表现得很明显。简报集中在国外的威胁上。没有人询问国内机构他们打算如何处理威胁，也没有人说对他们有什么期望。事实上，如前所述，他们曾被明确告知，他们不能依据简报发布报告。国内机构有限的反应表明他们没有认识到战斗的号令。
2001年9月15日，在一封给赖斯的电子邮件中，克拉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总结了反恐安全小组在警告国内机构关于在美国发生袭击的可能性时所采取的措施。克拉克说道，国内机构，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都知道反恐安全小组相信“基地”组织的一次重大袭击即将来临而且可能会发生在美国。
尽管联邦航空管理局有权发布安全指令要求采用新的安全程序，但2001年夏天发布的少数几个指令都没有在检查点或者登机处强化安检。信息通告多是要求飞机“谨慎飞行”并保持警惕。“9·11”之前，联邦航空管理局给航空公司和机场管理部门赠送了一张光盘，其中描述了民航所面临的升高的威胁。在介绍中，虽然提到了自杀性劫机的可能性，但又说“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组织在打算这样做。”在2001年5月1日至9月11日之间，联邦航空管理局为航空公司发布了27份指导性的特殊安全简报。其中有两份讨论了在国外的劫机威胁，但无一谈到自杀性劫机的可能性或者利用飞机作为武器。没有制定新的安全措施。
赖斯告诉我们，她了解到联邦调查局要求其56个实地办公室加强对恐怖嫌疑分子的监视并与有关恐怖袭击信息的情报提供者加强联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的一份工作文件记述说这次任务发生在6月底，但没有说明它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由联邦调查局发起的。除了先前提到的送达联邦调查局所有办事处的4月13日的通知以外，联邦调查局没能找到任何关于收到这一指令的记录。4月13日的文件要求各部门收集关于逊尼派极端主义的情报，该文件并没有提到在美国境内可能存在的威胁，也没有命令对可疑人员进行监视。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详细说明联邦调查局的指令应包括什么内容，而且对已经发布的指令也没有进行审查。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皮卡德告诉我们，除了7月19日的电话会议外，他还提到了在年度业绩考评的讨论过程中与各办事处负责人之间的个别通话，在这些电话中谈到了增加的恐怖威胁。在与遍及全国的特工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除纽约办事处以外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接触到了这些情况。
联邦调查局反恐负责人戴尔·沃森说，他曾与科弗·布莱克在中央情报局就可能发生的袭击进行过多次讨论。他们以为袭击会发生在7月4日。沃森说他强烈感觉到有事情将要发生。但他告诉我们，威胁情报“含糊不清”。他希望自己能知道更多的信息。他希望他能有“500名分析家盯着乌萨马·本·拉丹的威胁情报，而不是两个”。
司法部部长阿斯克罗夫特5月份曾接到中央情报局的简要汇报，6月初收到皮卡德关于危险的简要汇报。皮卡德说，在6月底以及整个7月份，他与阿斯克罗夫特每星期会一次面，8月份见过两次。有关阿斯克罗夫特对皮卡德关于恐怖主义威胁形势的汇报是否感兴趣，存在争议。皮卡德告诉我们，在两次这样的汇报之后，阿斯克罗夫特对他说，他不想再听关于威胁的消息了。阿斯克罗夫特否认了皮卡德的指责。皮卡德说，那个夏天，他在不断的汇报中继续递交恐怖主义的消息，但是美国政府没有从这些“唠叨”中接受更多的东西。
司法部部长告诉我们，他问过皮卡德是否有关于在美国发动袭击的情报，皮卡德说没有；而皮卡德则说，他回答的是，尽管威胁报告是与海外目标有关的，但他不能向阿斯克罗夫特保证不会有袭击在美国发生。阿斯克罗夫特说，他因此以为联邦调查局在做它应做的事情。他承认，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假设。他没有问联邦调查局面对威胁它在做些什么，也没有让它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他也没有指示移民归化局（当时仍属司法部的一部分）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总而言之，国内机构从未动员起来以应对威胁。他们没有方针，也不打算制定行动方针。边境和运输系统都没有予以加强。电子监控没有把国内威胁作为目标。没有调动州和地方的执法机关来扩大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成果。也没有向公众发出警告。
恐怖分子利用了我们政府内部机构上的重大缺陷。问题在于，是否高度的警惕使我们本可能有机会粉碎阴谋。如第七章所述，“基地”组织人员犯了一些错误。而在2001年，至少有两次这样的错误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在8月底。
第八章 “警灯在闪烁”后期线索（1）
在第六章我们讨论过，情报机构如何成功地发现了撞机行动中的一些早先的旅行信息，探听到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的活动并确定了其身份，而且发现他的行踪集中地与某些人有关，他们可能是本应被确认但没有被确认的纳瓦夫·艾尔·哈兹米以及不是很容易能被确认的人，例如，哈莱德与阿布·巴拉。这些发现发生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在2000年1月，这些线索曾经中断了，但当时没有明显地被意识到，而在没有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下，又重新获得了线索。由于中央情报局没有将米赫德哈列入国务院的恐怖嫌疑分子监视名单，因此当米赫德哈再次出现时，任何使馆或者入境港口都没有能够注意到他。
在2001年，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者是两者都有4次明显的机会再次对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的重要性予以关注，对他们重新进行调查。在回顾了这些情节之后，我们将回到对穆萨维案件的处理和一些有关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后期线索上来。
2001年1月：查找哈莱德
在最初的线索在曼谷被中断差不多一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起对“科尔”号爆炸事件展开调查。他们获悉一名在押恐怖分子与一名叫哈莱德的人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还得知哈莱德是帮助策划本次爆炸的本·拉丹的高级安全官员（在第五章我们介绍过哈莱德的情况，并在第六章再次突出了他在“科尔”号爆炸事件中的角色）。
当时，一名在也门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意识到，4个月前他曾经在一位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共同的线人那里听说过哈莱德。这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从某外国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被认为策划了“科尔”号爆炸事件。该照片被出示给该情报提供者，他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他所描述的哈莱德。
2000年12月，根据与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相关的一些联系，中央情报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组推测哈莱德和哈利德·艾尔·米赫德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中央情报局要求把米赫德哈在吉隆坡的监视照片出示给该共同的线人。2001年1月初，吉隆坡会议上的两张照片被出示给该情报提供者。一张是已知的米赫德哈的照片，另一张当时尚未确定身份。该线人当时并没有认出米赫德哈，但他指出他90％地肯定另一个人就是哈莱德。
这意味着哈莱德和米赫德哈是两个不同的人。这还意味着哈莱德和米赫德哈之间存在联系，从而使得米赫德哈更加可疑。然而，我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努力重新启动被长期放弃的对米赫德哈及其旅伴的查找。
此外，我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并未将查找哈莱德的情况通知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和科弗·布莱克在国会对“9·11”的联合调查中作证，从一开始，联邦调查局就有权参与该次辨认。但是通过一项全面的记录，包括一些连起草证词的中央情报局人员都未看过的文件，我们断定，事实并非如此。联邦调查局负责“科尔”号爆炸案的主要调查人员，直到“9·11”事件之后，才知道哈莱德就在吉隆坡与米赫德哈及其他人在一起。由于2000年1月联邦调查局没有被告知米赫德哈拥有美国签证，所以它没能在那时就开始在美国查找米赫德哈。由于联邦调查局不知道哈莱德和米赫德哈之间的联系，所以没有在2001年1月开始查找他。
查找哈莱德的事件说明，在双方均存在善意的情况下，信息共享上逐日的隔阂是如何产生的。情报来源于一位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共同的线人，而他基本上不说英语，联邦调查局海外工作人员听不懂他的语言。行踪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使得与线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结果，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经常不将这些提问和回答翻译给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和伙伴。
由于会面时没有同传翻译，联邦调查局的现场人员只收到了中央情报局用于分发给其他机构的报告，而没能得到包括更多细节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工作报告。在这些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未能获得的报告中有关于2001年1月对哈莱德进行辨认的信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想不起这次辨认的具体情况，因此也难以说清为何该信息没能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共享。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新的辨认工作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2000年6月，米赫德哈离开加利福尼亚回到也门。如果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1月恢复对他的调查，将他列入国务院重点监视名单中，或者将其信息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米赫德哈可能在2001年6月再次申请签证时，或者在此之前，或者在他7月4日重返美国时，就已经被发现了。
2001年春：再次关注吉隆坡
到2001年5月中旬，随着威胁报告的不断出现，一位特派到联邦调查局国际反恐行动处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恐怖袭击地点进行了猜测。我们称他为“约翰”。回想起有关米赫德哈与其助手吉隆坡之行的情节，“约翰”在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库中调查了有关此行的信息。5月15日，他和另外一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复查了许多自2000年初以来的旧电报，包括关于米赫德哈拥有美国签证以及哈兹米已经于2000年1月15日赴洛杉矶的信息。
重温这些电报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然而，“约翰”开始与一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我们称之为“戴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来推断电报所蕴含的意思。“约翰”认识到哈莱德是如此危险，以致有一次称之为“职业杀手”。他断定“某种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尽管这件事明显与美国有关，但是“约翰”没有花力气去确定这些人中是否有人在美国。他没有将这种可能性向对应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他此时正关注着马来西亚。
“约翰”将中央情报局描述为一个倾向于进行“区域防守”的机构，他当时惟独担心东南亚，而不是美国。相反，他说，联邦调查局则倾向于进行“盯人防守”。
中央情报局反本·拉丹工作小组的办公室官员与联邦调查局自始至终进行调查的人员没有在同样意义上来看待“案件”。因此，当2000年1月的吉隆坡会议之后，上述人员的活动踪迹逐渐减少的时候，办公室官员们就转向了其他工作。直到2000年3月，电报传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