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流浪和偷吃顽强活着。我们常常在偏僻的角落里看见这些小家伙顽强的身影——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一只兔子。
这只兔子几乎是和我们同时进驻绿区“中国龙”餐厅的，在我们完成二次装修之后，1000美金铺就的草坪成了兔子的天堂。餐厅打烊之后，我们常常在墙角看见肥兔矫健的身影。“萨达姆”不满自己辛苦操劳的草皮成为兔子的晚餐，数次组织人力进行围捕，动用了拖把棍子、板凳腿等等凶器，都可耻地失败了。
4月份我来到巴格达之后，这只兔子的活动日渐猖獗。某次围捕，我负责守住院门，那是兔子惟一的逃跑出口。这只肥兔被“萨达姆”追赶得兴起，竟然毫无惧色地向我扑来——这哪里是兔子，分明是老虎。
那次围捕以兔子吓得我夺路而逃告终，但同时也深深激发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决心。为了彻底堵死兔子的惟一逃跑路线，我们准备了一个铁栏，放在门边，随时准备堵死它逃生的必经之路。不久后的一个夏日夜晚，这个熟悉的客人最后一次走进了我们的院子。
那次围捕中，我们可耻地使用了车轮战术。从刘磊开始，“萨达姆”、彭厨师轮番上阵追赶兔子，每个人追赶5分钟。等到最后我上阵时，兔子已经筋疲力尽了，被我顺利捉拿。
从发现到被活捉，历时6个月，这只兔子终于被捕。餐厅的女孩子非常善良地要求把它养在卧室，结果这个东西奇特的臭味很快就让她们不能忍受了。而我们这些大老爷儿们则在餐厅打烊、喝完闷酒后，把所有的门封死，放出兔子，然后像猎狗一样追兔子取乐，现在想想这太卑鄙了。在它被捕后的一个星期，彭厨师终于产生了杀兔改善伙食的念头，并最终获得了我们的一致支持。
没想到，这次杀兔成为了彭厨师的梦魇——大概是怕弄脏了草坪，他站到了院门口，拎着菜刀，提着兔耳，仅仅用了三五秒就收拾了这只肥兔。正准备剥皮，阿拉伯邻居撒拉（祖拜的小舅子）怒吼着冲了上来，一把夺下彭厨师的菜刀，挥舞着四下砍杀。小彭大骇，转身跑进屋子大声呼救。我和刘磊赶紧出来夺下他的菜刀，按住这个家伙。他一边大喊一边哭泣。这时候，邻居的阿拉伯妇女也开始出来指手画脚。阿拉伯话听不懂，但也能猜出个大概，不外是说小兔子如何可爱，我们如何残忍。我看着阵势不对，又怕撒拉胡闹搅了生意，只好匆匆出血，掏出50美金把撒拉打发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撒拉的大伯，祖拜的岳父史密尔。老头子勃然大怒，给了撒拉一嘴巴，然后拿着那50美金还给了我们。后来我们请史密尔吃炖好的兔肉，史密尔非常豪爽地吃了一顿。
绿区，绿区 6。小狗“TEN DOLLARS”
在绿区的岁月里，我曾经喂养过一只小狗“TEN DOLLARS”。
有一次，美国客人在餐厅吃饭时，自行车被伊拉克小子顺手牵羊，委托我负责寻找。那小子怕被K，把自行车放在一个朋友家里，告诉我地址，让我去拿。
那天我七拐八弯地找到了那个伊拉克青年，一进屋，发现那个小子正在看腐朽的黄色节目（伊拉克此时到处是卫星接收机，充斥着色情电视节目），自行车就扔在墙角，一边趴着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花狗。看见小狗可爱，我抱起来玩了玩，问他卖吗？
伊拉克青年和我讨价还价一通，最终以10美元成交。当我推着自行车，抱着小狗出现在餐厅时，引起了轰动——众人纷纷表示要给这个小狗起名“旺财”、“小花”，充分显示了自己贫乏的起名才能。最后，来了一个热情的美国女兵，知道了小狗的来历后，告诉我们，就叫它“TEN DOLLARS”好了。
从此，这个充满拜金主义色彩的名字“TEN DOLLARS”就传开了。在小狗到餐厅的几个月时间里，它充分享受了绿区里最高级的伙食标准——很多善良的美国女兵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肉留给“TEN DOLLARS”。
后来这些美国兵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中国人有吃狗肉的风习，每天都十分担忧地来看狗被我们吃了没有，临走不忘叮咛：千万不要把这个小狗杀了吃肉，否则找你们麻烦！
在众多美国兵的精心呵护下，小狗“TEN DOLLARS”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很快，它的娇惯习气日渐形成，除了整块的肉，连鸡骨头也不愿意啃了。看它吃得比人还好，我一气之下饿了它一天，然后给它一碗白米饭。这个小家伙马上很积极地扑上去吃了。
就这样，“TEN DOLLARS”在我们的餐厅度过了最美好的几个月。有一天，来了个伊拉克小姑娘，看见“TEN DOLLARS”就大哭起来——说这条小狗是她的。同行的小孩正是当天给我带路的那个，他告诉我，那天把狗卖给我的男青年，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
小女孩想把狗要回。我当然不干——我告诉她，你哥哥当初是把“TEN DOLLARS”卖给我的，现在是我的了。小女孩哭哭啼啼地走了。第二天再来，手里竟然拿着破破烂烂的一把零钱，正好10美金——这时候，就是100美金我也不愿意把小狗卖掉。我告诉她：“我养了这么久，还要用它看门，不会卖给你的。”
小女孩没办法，又开始大哭——这时候，边上一个美国人上来和稀泥，善良地表示，他可以出20美金，替小女孩买下小狗。这下搞得我很被动——我只好告诉美国人，我不舍得“TEN DOLLARS”，不想要小女孩的钱，更不能要你的钱，小狗给她算啦！叫餐厅的阿木迪把小狗抱出来吧！
“TEN DOLLARS”真是个势利的小家伙，看见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就冲她大叫，一边叫一边往我裤腿后躲。我一狠心，把小狗抱出来，塞到小女孩手里，不再理会它。
“TEN DOLLARS”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很多美国兵再来餐厅，不见了小狗，都大为恼火，纷纷质问，是不是被杀吃了？我们又费力一番解释。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我和小彭坐在院子里喝啤酒乘凉，突然看见门口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我顿时弹簧般地跳起，大叫一声：“TEN DOLLARS！”然后冲出门去。
可是门口除了寂静的马路和风中微微摇曳的野草，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小彭从后面上来，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大概是你看错了，绿区里，有好多白色的野猫。”
绿区，绿区 7。算错账
对于任何一个餐厅来说，收账都是一门学问，早期没经验的时候，我们曾经接待过一群小气的南非人。这群家伙20多人浩浩荡荡靠着院墙坐了一排，喝了一晚上，结账70多瓶酒。
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睡得正香，就听见院里响起“萨达姆”凄厉的喊声：“帅哥！你来看！”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连滚带爬跑到院里。一看差点气得吐血：昨晚的那帮南非人竟然在墙边茂密的草丛中整整齐齐码下了50多个空瓶。没过一会儿，奥马又在另一边的草丛中发现了50多个酒瓶——这群南非人，整整赖掉了我们餐厅200美金的酒钱——气得“萨达姆”和我当天下午什么也没干，到厨房拿了两把菜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刨了个干净。
和南非人比起来，处理美国人的单，我就有经验得多。最开始由于语言沟通不畅，经常出现接了单，做好菜，不知道送给谁——厨房的菜做了一堆，外面的客人大呼小叫，我们却对不上号——在中国，菜是按桌子送，桌上有个号码就成了。可是在这里，沿用美国的分餐制，一人一份的AA制，国内经验完全失效。到了后来，还是美军作战服上的姓名条帮了我的忙——我告诉服务员，点餐时，记住他们姓名条上的名字。这样处理AA的桌子，就渐渐有了经验。我甚至还总结出了AA餐制收小费的秘诀。
每次一桌人AA制，我都挑一个看上去比较大方的家伙开始，而且一般都免去他的零头——在国内，抹掉零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老外吃饭，往往是多给一点，剩下的找头给服务员当小费——老外看我大方，自己也不好意思小气，往往又顺手掏出几个美金的小费塞过来。最关键的是，在他的带动下，这一桌人付小费，都不好意思再小气。
我把这招叫做小费心理传染病，并屡次以结账专家自居——可是中国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小费收得爽，难免到头算错账。
那次有两个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吃饭，吃了20。5美金的餐，吃完抹抹嘴巴，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们没带美金，给你第纳尔可以不可以？”
那时第纳尔是我们采购的主要货币，我就按照1比1500的汇率给他折算。由于我整天泡在美元堆里，对第纳尔根本没概念，于是很容易就把账算错了——在点菜单的竖式上，我漏标了一个小数点，涨了10倍，算出了30。75万第纳尔的价钱。
两个美国菜鸟大为吃惊，不相信有这么多，自己拿过一支笔在我的竖式旁边又算了一遍。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也漏了小数点，看着30多万的数字直发愣。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很心痛地掏钱了。在伊拉克的新币中，面值最大的是2。5万第纳尔一张的“红牛”，老外数出整整13张红牛，共计32。5万第纳尔，把账结了——大概是太心痛，也懒得要找钱了，剩下的全做了小费。
到了晚上，我把这堆第纳尔掏出来，刘磊和“萨达姆”都惊了：“怎么这么多第纳尔！”我这才明白，夜路走多了，终于要遇见鬼，我收了那么多单，终于把账给算错了。
第二天一早，祖拜就拿着飞来的不义之财去菜场买菜了。临近中午，那两个倒霉蛋回来要钱。我满脸不好意思，还给了他们180美金，两个老外乐得蹦蹦跳跳地跑了。
绿区，绿区 8。国际长途
我们的餐厅经营得很红火的时候，曾经有不少美国人看着眼红，希望入股——汤姆森是一家公司的特派经理，大概是挂了个闲职，三天两头没事跑到我们餐厅来洽谈投资意向。当时我们也考虑扩大规模，最好在机场、摩苏尔等其他军营开个分店，不过人手实在是紧张，一直没能如愿。
汤姆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10万美金的投资意向和经营项目，没事就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敷衍着，要知道在当时，10万美金也只是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而已。2004年6月底7月初，伊拉克主权移交前后，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都怕临时政府把我们当投机倒把的敌方资产给没收了，开始急切地想给餐厅找婆家——可是这个时候，汤姆森又不见了。
事后我们回想起来，整个谈判期间，美国人汤姆森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把手机借给我们随便打——某段时间，因为爆炸，巴格达遍地找不到一张电话充值卡——我手里的手机成了废物。这时，汤姆森挂靠军方网络的免费手机就大显身手了。通话本身是免费的，我们也没什么心理负担。用他的话说，“你们这么多人，需要电话”，然后常常把电话撂在我们餐厅，“你们随便用”，然后隔几天再来拿手机。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这个老哥们就先拨好011（这个号比较奇怪，我不明所以）和86（中国的区号），然后一把塞给我：“打吧！”
到了后来，情况愈演愈烈，10月初，伊拉克电讯公司工程师被绑架了，整个巴格达电信网络瘫痪——这个时候，汤姆森又捏着新手机出现了。这时，他拿的是硕大无比的铱星电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效果好而且话费高昂。等他再问我们，“你们要打回国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他，不用了，现在伊拉克是晚上，中国国内已经半夜了。
没料到他同样十分热情地把电话撂下了：“我明天来，你们先用着吧，随便打。”等他走后，我和“萨达姆”一人打了个电话回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铱星电话，效果真他妈好！
等到第二天，汤姆森来了，知道女孩子们还没打，又热情地请她们打了一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汤姆森这样大方，有个美国人总是借喝醉酒，不给钱就跑。有一回这个家伙手机忘了拿，落在我们手里，想起他赖账的事，我们挨个往国内打电话，很快就把这张卡打爆了，然后托人把手机还了他。
绿区，绿区 9。寻宝
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萨达姆宫殿附近挖出来了10多亿美金——到了伊拉克才知道，这个一度让全世界心驰神往的地方，就在我们餐厅附近的一栋破房子里。那房子的前身是伊拉克财政部，我总惦记着，美军捡了十几亿也许还能剩点，于是招呼刘磊一同去发发财。他也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考虑到财政部边上就是美驻军——看见两个老外在军营边上晃来晃去没事往地下看——这不是埋地雷吗？说不定一枪就打过来了。万一真这么牺牲了，再多钱也白搭啊！
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胆怯，财政部旧址寻宝探险的计划无疾而终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统治的深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相继被捕——这意味着美军悬赏的5千万美金也彻底没了希望。无奈之中，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餐厅二楼楼梯下的储藏室里——那里原有一个木门，但是被水泥封闭了。整个房子至少40年没用，但是封门的水泥看上去却很新——我和刘磊都惦记着。中国有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伊拉克财政部跑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塞一点钱在这个老房子里呢？
由于前一段生意忙又担心砸不好把餐厅墙壁砸坏，这个寻宝行动才一直没有实施。到了2004年的7月底，刘磊要回国了，眼看最后的机会就要错过，他终于痛下了决心：挖。
那天上午，刘磊把我和“萨达姆”叫起来，绕着储藏室转了两圈，也没有多说，略带悲壮地拿起了大锤——只两下，就砸出了一个大洞。刘磊等不及全面破坏，锤子一扔，打着电筒就探头去看——不一会儿，失望地出来了。“萨达姆”捡起锤子，继续扩大洞口，最后终于让阳光洒进了储藏室，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塑料马桶盖和一把破扫帚。
不快乐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