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来，香茶、水烟、热毛巾源源送至；并雇有佣人代客烧烟、装烟；有钱的人甚至躺在烟榻上，一张口，就有象牙烟嘴送上嘴来，就可以吸食。烟具也很考究，烟盘有红木的、白铜的；烟枪以紫竹制成，更考究的则以甘蔗、象牙制成，配以白玉或象牙的烟嘴。烟斗也有炒斗、平斗之分，而以广东梁有轩朱砂斗最有名，斗角边配以银质马鞍桥。还有绵羊角烟盏、广东烟插、白铜灰扒、吴兴小茶壶。烟灯则以路桥灯，配以白铜花脚盘，虽一灯荧荧，黯如鬼火，但却被瘾君子称为“美人灯”、“迷人灯”。
二是“煎烟馆”，俗称“鸦烟馆”，通称大烟馆。专门开灯供穷烟客吸烟，其房屋狭小，设备简陋，一个房间设有数张烟榻，大多是一副床板，两条木凳，床上草席一张，枕头两个，此外别无长物。板条桌上，放一缸粗茶，任客自喝。
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烟毒十分严重。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20余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等。烟馆的特征是，门前挂一竹帘，写上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识。各家烟馆，大体上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五六人，小榻可供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一般用甘蔗套上竹筒，配上烟斗、烟嘴制成。当地人喜欢这种烟枪，有“甘蔗入竹筒，吸了才会爽”的说法。国民党实施“寓禁于征”后，烟馆一夜之间变成了“戒烟所”，仍旧卖烟，侍候瘾君子，所谓“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莫此为甚了。
湖北。1933～1938年，汉口各个地区都设有售吸所，是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亦即烟馆。分甲乙两级，甲级的房间都是雅座，铺设讲究，并雇有专人侍候烧烟，如后花楼的三太、统一街的福生等。乙级则为普通房间。当时汉口有22家售吸所，只有2家为甲级，其余皆为乙级。每个售吸所都备有百两至几百两的烟膏，10至20支烟枪。烟枪以老膏烟枪为最好，其价格高达100银元，普通烟枪则30银元。床位也颇讲究，冷有毛皮垫褥，热有广东凉席，还备有泥金茶壶、上好香茶。
售吸所还设门市，零售烟土、烟膏、烟泡。每家都雇有工人，少则10人，多则二三十人。工人每月工资8至10元，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售吸所每月营业额最少四五千元，可净赚一千元，但必须按时交纳营业执照费、戒烟执照费等税捐。（参见田梅村《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武汉沦陷后，售吸所有了很大发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次配给烟土十两五钱，依次递减为7两5钱、4两5钱和3两。当时武汉共有100余家大小不等的售吸所。
湖南。1920年左右，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他的儿媳张氏颇为婀娜多姿，又晓风情。凡是有体面的烟客上门，都由她招待：陪抽烟，伴闲谈，调笑嬉戏，毫无禁忌。由此，招徕了不少人前往。1930年左右，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
广西。梧州是云贵两省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成灾，吹烟馆（即大烟馆）遍及全市各个角落，其中四方井附近较为集中，多达10至20家。吹烟馆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规模都很小，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交纳烟灯捐。一些大的商店，也开设烟灯，让顾客边吸烟，边谈生意。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馆（5）
四川。四川吸烟的人很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的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还附设小卖部，供应糖食水果。烟馆要缴纳销售税和红灯税。
除烟馆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兼营烟馆生意，如旅馆内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山货、棉纱、匹头等店铺、交易场所附设烟馆，从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附设烟馆；此外，长江边上、峨嵋山上还有流动烟摊，备有烟灯、烟膏、供人吸食。
四川西康（雅安），红灯馆即烟馆，分为甲乙丙三类，发给营业执照，每月缴纳“牌照税”。四川西昌城内烟馆遍布大街小巷，从东门过四牌楼，下南街，经顺城街、马水河街，到武侯祠，仅挂牌的烟馆，即有60余家，不挂牌的、流动的烟馆，则无从数起了。这里烟馆取名颇有讽刺意味，如“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很好地讽刺了国民党的禁烟政策。
四川成都，1924年以前，烟馆多在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不挂招牌，暗中营业。自1924年3月后，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发给烟民“戒烟证”后，烟馆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了，吸食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售店里吸食了。当时，成都到处都有售店，估计全城约有2000余家，烟灯1。8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的1/6。上等烟馆有“卡尔登”、“阿尔岛”、“太平洋”等几家，还有在公馆内开设烟馆的，这里陈设很华丽，有貂皮褥子、红木床、章罗斗子、虾须枪。有“烧匠”打烟，有卖糟蛋、白糖藕粉、三合泥的糖食担子，有卖艺卖唱的男女吹拉弹唱。下等烟馆，一般都开设在僻街背巷的铺面和杂院里，以及城外穷人聚居处。这些烟馆设备非常简陋，备有木板通铺，草席和枕头，床边备有烟盘子，内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及一小杯烟膏。此外，成都还有所谓“兜兜烟馆”，其实就是流动烟馆，卖烟之人手提兜兜（内装烟具、烟膏），沿街叫卖，随时供烟客吸食。
四川邛崃，烟馆通称红灯烟馆，一般都安置床铺几间或几十间，床上有烟盘，盘内有烟灯、烟枪。烟馆的门面是经常遮蔽着的，只开一道小门，门口或屋檐桃枋上挂着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玻璃灯，正面写上“一道烟馆”或“烟馆”字样，灯的两侧还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等字样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邛崃有大小烟馆约800余家。
四川江津，1917～1935年为鸦片盛行期。此时，江津烟馆公开开设，随处可见，即使山村路旁小店，亦有烟馆。以县城城关而言，就不下五六十家。连河边（即长江边）棚户，也有三五家烟馆，供船夫、力脚吸食。后来，城中出现了“天然”、“独逸”、“瘾逸”、“几水塘”等烟馆，居然冠以雅座，以广招徕。室内陈设华丽，并雇有“枪手”（受雇打烟、服侍）。大的烟馆有烟灯十余盏，小的则二三盏。
四川宜宾，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公烟馆即有100多家、烟灯约2000盏，此外街头上也有“兜兜烟馆”。有名气的大烟馆有蓬莱、厚味村、三层楼、大来、洁雪、北园等。其中，大来烟馆烟具最为考究，北园烟馆更为突出，它设有单间，以供私人谈话。这些大烟馆冬天有火盆、烘柜、棉被、皮褥，夏天则设凉枕、凉席，小卖部则供应茶、香烟、糖果、水果等。每一床位，备长、短枪各一支，备烟客选用，还有“叉手”（又名枪手、烟手）代客烧烟。有时，还可见娈童开烟，调笑戏闹。并备有一二跑腿，代客送东西、购物。入夜后，烟馆有卖唱的，说书的，打道琴的，讲生意的，讲官司的，也有“开条设法”，出滥点子的……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馆（6）
云南。民国九年（1920）弛禁以后，云南大理烟毒流行日盛，在下关，仅四方街、西大街、正阳街、振兴街、仁民街和鸳浦街一带就开有上百家大小烟馆。其中杨记烟馆设床三张，备烟具6套；李记烟馆，设床6张，备烟具12套。烟馆既是吸烟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和赌博的场所。（参见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的记述，缕述了各地烟馆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边吸烟边聊天，或谈生意；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迭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妓院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或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显丑，名誉扫地。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吸烟的讲究（1）
对于有钱的烟民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他们吸烟时，讲究烧工、烟具、服务，极力追求舒适、豪华、享乐。
首先，讲究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吸食时还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烟斗吸食。就是这个烧烟泡，也是名堂众多，极为讲究的。如四川宜宾军阀刘文辉部下的旅长覃筱楼，是个瘾君子，他依仗财势，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 等货。他嫌当地煮烟匠手艺太潮（不好），每次都从自贡请来“技师”，细煮细滤，每搞一次，都长达十天半月。覃为“玩格”，喜欢烧“名堂烟”，什么“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之类，花样极多。有次，一个“打烟匠”自称手艺无敌，给覃吃了“蛤蟆跳井”、“官上加官”，获得覃的夸奖，打烟匠在得意忘形之下，脱口而出地说：“请旅长再吃一颗‘连珠炮’。”覃旅长对此颇忌讳，勃然大怒，抓起烟枪劈头打去，并骂道：“你在咒老子，给我滚。”从此例来看，烟匠能烧成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虾蟆跳井、官上加官、连珠炮，名堂、花样是够繁多的了，够吉利的了。
广东潮州人很早就接触鸦片，对烟土的熬制、烟泡的烧工都极讲究。上海开埠后，一大批潮州人在上海开烟馆，形成了潮州帮。潮帮之烟馆，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有“六出角”、“七出角”、“狮子头”等美名。
正因烧烟名堂多，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聘请著名的“烧工”为其烧烟泡，让美妾玉女在旁服侍，过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其次，烟具的考究。吸食大烟，离不开专用烟具，如烟灯、烟枪、烟扦子、烟盘等。但烟具的好坏、价值的高下，却有天壤之别，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一些达官贵人、大地主、大商人为了显示富丽堂皇、豪华富裕，往往很注意烟具。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专辟烟室，使用价值连城的烟具，“享受着”烟毒的“美景佳味”。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崇尚的烟具，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内蒙古地区。临河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