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连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一方，会议由陈毅主持。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上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一会儿如同步行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一会儿又如同跌进北极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闽西山区，弄不到这种药，于是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掉了脑袋。另一个地下交通员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把白色的奎宁丸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已被疟疾折腾得死去活来！落选和患病，这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好在毛泽东是一个豁达的人，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这么谈及：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 周恩来 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今日的读者，惯常以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司”。然而，在当年，周恩来却是毛泽东的“上司”。“二月来信”便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的指示。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或“地方干部”，周恩来则是“中央首长”。当时周恩来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这“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即今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长。中共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九二四年首先设立了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张伯简负责。十一月，便由周恩来任部长，足见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资历之深。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任部长。九月，便由周恩来接替张国焘，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由杨殷担任新的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是孙中山的同乡，于一九一一年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七年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时，他率敢死队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后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上海被捕，死于龙华刑场。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分管军事工作，所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来之手。“二月来信”便是由周恩来起草的。杨殷死后，各地红军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写“二月来信”时，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不清楚。他希望能够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收到辗转传递而来的毛泽东的四月五日来信。看罢毛泽东的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他接受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批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周恩来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派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共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关于红军的方针、政策。就在周恩来用药水写的密件刚刚交给上海的交通员时，在福建龙岩，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这时的红四军改为纵队编制，军之下辖三个纵队，每纵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纵队留在闽西。朱德率二、三纵队向闽中进发。红四军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五花八门的思潮开始登台：有的只是热心于“走州过府”，不愿建设根据地；有的要搞极端民主化，搞绝对平均主义；有的要求进攻大城市，以求摆脱山区的艰苦生活……朱德率部进入闽中，八月下旬，在永春县福鼎村吃了败仗，损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枝枪。朱德当即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认为进军闽中不妥，决定回师闽西。
就在这时，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派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派谁呢？毛泽东正在病中，朱德军务在身，此事非陈毅莫属。于是，“陈老总”乔装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样，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一起出现在厦门。他在那里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汇报，然后取道香港，踏上驶往上海的轮船。
李立三对毛泽东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称：“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代表中共中央发给贺龙的指示信中，也强调应学习朱毛的游击战术经验。李立三和陈毅都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老熟人，相见甚欢。李立三随即约了周恩来，跟陈毅见面。八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听取了陈毅的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写成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陈毅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对于“朱毛军”有了清楚的了解。
陈毅的汇报，分“四军的历史”、“四军的组织及训练”、“四军的近况”、“结论”四部分。《中央军事通讯》编者曾为陈毅的汇报加了如下编者按：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之后，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明显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中央指示信。这样，李立三、周恩来、陈毅这三个留法学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声地讨论着。陈毅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红四军“七大”所产生的种种分歧。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九月二十八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主要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由陈毅整理而成。此次由于情况明了，所以“九月来信”比“二月来信”要正确得多。“九月来信”的八个部分，后来收进《周恩来选集》，这清楚地表明这是周恩来的著作。就在中共中央通过了“九月来信”，陈毅欲归未归之际，在闽西发生了重大变故，红四军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一副担架正急急地从福建永定县合溪北上，送往红四军军部所在地上杭县。担架上躺着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他不是赶往上杭治病，却是要赶去劝阻朱德南下……那是毛泽东得知紧急的情报，一个名叫谢汉秋的巡视员来到红四军军部。这位巡视员是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他给朱德带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此信一九二九年十月六日发出，朱德十三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给红四军下达了紧急行动任务：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
信中写道：
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因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这是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地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一原则之下，目前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
朱德向来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便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病中闻讯，焦急万分，他以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尚不稳，应着重于建设一个根据地，不宜离开闽西去广东。上次进军闽中便吃了败仗，到广东也会如此，因为那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朱德觉得毛泽东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中说，进攻广东东江，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不可不从。这样，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于十月十八日致函中共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信中说：
（一）根福建省委转来紧急信一件，四军全部立即开往东江潮梅一带游击。
（二）我们在十月十三日接此信后，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焦岭……信中这样写道：
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
信刚发出，十月二十日，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便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
陈毅晚了一步，他从上海回到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闽西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在那里追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见到了朱德。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也主张红四军向广东进军。这样，朱德、陈毅便共同率领红四军，南下广东。谁知红四军出师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一千多，成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梅县，乃叶剑英的故乡。南昌起义失利后，叶挺、贺龙、陈毅率部南下，亦在梅县打过一仗，损失颇大。
这时的红四军，由于否定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十月三十一日拂晓攻进梅县县城，却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后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一九三○年一月六日）时，这么谈及失败的原因：“四军第八、九、十纵队，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泽东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来，政策上出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这一次大败仗，使红四军的士气顿时大为低落，向广东进军的计划也就告吹——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反对进军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红四军在十月三十一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十一月二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进入江西寻乌县境内。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十一月十三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十一月十八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