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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2）
周遇吉是明将中对抗农民军最顽强的一员。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向山西时，他作为总兵官，设防河上。七日太原失守，遇吉于代州遏农民军北进，连续交锋，多有斩获，至粮尽援绝，退保宁武关。农民军跟踪追击，“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以对明朝的愚忠，四面发炮，进行顽抗，农民军被杀上万人，他自己也陷入绝境，火药将尽，外围转急。无奈于城内设伏，出弱卒引诱义军，又杀数千人。义军以炮还炮，城圮复完。李自成采用更番进攻策略，“前队死，后复继”，明军力尽，义军入城，周遇吉又经过巷战，马蹶，徒步跳荡，身被矢如猬，终于为义军所执，将其处死。《明史？周遇吉传》，卷268。宁武关之战，歼灭周遇吉部，显示了农民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或战斗力上，都拥有强大的优势。此胜虽经过苦战，但对其他明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向李自成联络投降。
三月初二，大顺军进至大同城下，城中代王朱传和巡抚卫景瑗图谋抵抗。姜瓖对众人扬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打算投降。代王因此怀疑卫景瑗，加上这位巡抚大人有足疾，行动不便，守城之任委姜瓖主之。姜瓖乘机打开城门，大顺军一拥而入，杀死了代王。李天根：《爝火录》上册，13页。大顺军向阳和进发，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出城十里迎降，城里人备牛酒欢迎大顺军，遂长驱至宣府城下。明宣府巡抚朱之冯登上城楼，召集将吏筹划抵抗，竟无人理睬。可笑的是，朱之冯还想悬赏守城，令士兵发红夷大炮轰击大顺军，周围的士兵一齐跪下叩头道：“愿中丞听军民纳款，全一城性命。”朱之冯无可奈何，自杀了事，镇守太监杜勋和总兵王承胤早已争先投降了大顺军。《小腆纪年附考》上册，86页。
大顺军破关斩将，有战斗力也有威慑力，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关总兵唐通、镇守太监杜之秩举关投降。大顺军进入京畿地区，次日占领昌平，十七日前进至北京平则门下。与李自成主力军相配合的刘芳亮部，自山西潞安东进，攻下彰德、真定、大名、广平等府，沿途明军望风而逃。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1）
历史上，事与愿违的例证很多，然而崇祯帝很可能是这类例证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即不但他自己一再宣称“朕非亡国之君”，很多同时代和后代的人也持此论，其结果却毫不含糊地用事实下了结论：崇祯帝是亡国之君。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顺军杀进北京城，崇祯帝走投无路，从紫禁城的北门出去，登上煤山的寿皇亭，在一棵树上吊死，结束了他17年的统治，277年的大明政权也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国家的灭亡和一个君主之死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崇祯帝自视极高，他为帝17年，也确曾无时无刻不为挽救明王朝而竭尽其气力，光内阁大学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明王朝的两个对手农民军和清王朝都要置崇祯帝于死地。崇祯帝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气急败坏地抱怨大臣无能，“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流寇志》，卷9，150页。直到自杀时仍认力“皆诸臣之误朕也”，把亡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于他以身殉国，连其对手李自成和清王朝都给予很大的怜悯，遂使以后的学者不再指斥他的亡国之责。《明史》一句“庄烈非亡国之君”似成定论。
明朝为什么没有亡于好货的神宗和荒嬉的熹宗，而亡于“殚心求治”的崇祯帝，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除了代表一个人外，更代表一种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外，有许多其他人可以借用皇帝制度发挥个人作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一个利用皇帝行善，另一个利用皇帝作恶。崇祯帝是个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刚愎自用而又狐疑不决，独断专行又喜阿谀奉承，结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黜，小人则逢迎而得势。在大崩溃的甲申年，他的周围已不存在能使他信服又有能力解决危机的人。明朝并非没有这样的人，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徐光启都称得上不世之才，最终或死于非命，或无用武之地。孙传庭、洪承畴也是罕见的军事家，而在崇祯帝的逼迫下，一丧命于李自成军，一降于清王朝。崇祯帝的阁臣们就剩下唯唯诺诺的陈演、魏藻德之辈，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其实历史进入到甲申年初，对崇祯帝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的。虽然明王朝被农民军和清王朝打得丢盔卸甲，体无完肤，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并没有被战争波及，明王朝可以调动的人力财力比其两个对手的总和还要多。在政治上，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仍然效忠明政府。崇祯帝因战争的失败频频惩治大臣，文武百官们因政见不同争吵不休，但仍然同心协力维护封建统治，除了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兵败投降外，明政府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从军事上看，比农民军战斗力更强的八旗兵奋战几十年，始终未能逾山海关一步，连宁远城也没有打下来。这除了吴三桂指挥的“关宁铁骑”战斗力较强外，更在于明朝这棵大树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掉。所以松锦战后，皇太极虽然得出“燕京可得”的论断，并没有打进山海关，而是继续派兵“四面纵略”，说明他认为灭亡明王朝的时机没有成熟。从经济上说，崇祯末年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军饷问题，而主要原因是江南财赋受战争影响运不进来。崇祯帝如果放弃北京，完全可以摆脱兵饷的困难而重建雄风，历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国祚得以延续，况且他的老祖宗在南京保留一整套政府机构。然而自负的崇祯帝是很瞧不起维持半壁河山的宋高宗等人，使其对南迁的问题，陷入矛盾状态。由于他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丧失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才演出了煤山自缢的悲剧。
这里不妨再回忆一番他与李明睿探讨南迁时的窘态。先是二人已经有了共识，正月初三的中午，崇祯帝又把李明睿召至御前，似乎很想继续研究南迁之事，然李明睿以为此事已定，没有提及，只笼统地谈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虚荣的崇祯帝又不肯先提出此事，只好作罢。
当夜，崇祯帝第三次召见李明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发问：如果南迁，“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崇祯帝为难地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回答：“近京八府尚可募（兵），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能才，推毂而遣之。”李明睿还劝崇祯帝拿出皇家内帑作为兵饷，“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若先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而崇祯帝不肯花费皇家金钱，仍想依靠户部筹措南迁费用，李明睿只好向他挑明：“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帝表示完全同意，君臣二人谈到漏下二鼓始散。《流寇志》，卷9，136~137页。
就甲申年初的形势而言，李明睿的南迁之议不失为解救危局的良策。清王朝因皇太极之死明显缓和了对山海关明军的压力，而且明军在关外还保有宁远等城。李自成刚刚进入西安建国，还没有发兵展开攻势。崇祯帝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退入南京，划江而守，把北京城留给大顺或清朝去争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自成一打下北京，就意识到他面临着和清朝对阵的局面。通过一日三次召见李明睿的非常之举，证明崇祯决心南迁了，而口头上说什么“诸臣不从”，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他只不过是在等待文武百官们举朝一致要求南迁，好把放弃首都的责任留给臣下。然而他失望了，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人因失地被诛杀的血的教训使百官们谁也不肯再当替罪羊了。崇祯南迁的计划因他本人留恋虚名而落空。
二月二十八日，左都御史李邦华又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烈皇小识》，卷8，228页。的设想，这是一个比崇祯南迁更为稳妥的办法。李邦华在奏疏中列举了太子南迁的好处：“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就是说万一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东南半壁江山。崇祯帝闻知，立即召见内阁大臣们询问此事，大学士陈演把群臣的议论陈述后，崇祯帝言不由衷地说道：“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祖宗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面目。话说得虽然气壮如牛，可是心里希望首辅大学士陈演能带头要求南迁才好。大学士蒋德璟转而提出：“太子监军，亦万世计。”崇祯帝立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把这个意见彻底否定。其实在几天前崇祯帝就派左懋第往南方查询舟师兵马之数，密令天津巡抚在大沽口准备300艘漕船以备南迁使用，他一口否定皇太子南迁计划，是因为他自己要南迁。但南迁毕竟是不光彩的事，他打算等待“举朝固请而后行”，他在私下里告诉陈演：“此事要先生一担”，老奸巨猾的陈演偏偏装聋作哑，绝口不谈对南迁的意见，气得崇祯帝大骂陈演：“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小腆纪年附考》上册，70~71页。，将陈演罢官以泄心头之愤。事到如此，南迁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2）
南迁之议既已耽搁，崇祯帝便不得不在北京作困兽斗。正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彭琯奏请下蠲免令，争取人心，虽属一般之理，而此时却显得格外重要。他在奏疏中称：“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夫不杀之伪示。又见抚臣李乾德悬示免征，益复踊跃。倘皇上大下蠲诏，更当何如！近传十六、十七年宽赦，何如宽之十八年，使贼灭后犹有余力，并奇荒赤地通行蠲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义乎！”《流寇志》，卷9，140页。这个主张算是拿出了彻底的解决办法。中国封建社会几千次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封建剥削太重所致。明末农民大起义成燎原烈火之势，直接原因就是三饷加派引起。崇祯帝想挽救明亡，蠲免三饷加派，争取人心确为第一件应办之事。可是，当时的崇祯帝关心的是如何筹够南迁的军饷，对此议未予理睬。
另一个官员光时亨紧随其后，上疏抨击练饷殃民，要求追究首倡练饷之人。大学士蒋德璟也认为“聚敛小人倡议搜刮，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赞成光时亨之议。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阁臣和吏、户二部官员，首先声称“朕如何是聚敛，只欲练兵”，然后追问蒋德璟所说的“聚敛小人”究竟指谁？蒋德璟见崇祯帝发怒，只好字斟句酌地回答：
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余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只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
崇祯帝拒不承认事实，说户部已将三饷合一。蒋德璟指出：“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并进一步解释：
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穷，遇贼辄迎，臣又私心恨之。盖致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推咎于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6页。
蒋德璟冒着死罪说出的这番话至少解答了明政府兵饷匮乏横征不止的主要原因，上有聚敛之君，下有贪赃之臣，必然饷多而兵少，赋加而民困，陷入“外无兵，内无民”的绝境。
崇祯帝本质上是个极端虚伪之人，他一生多次下诏罪己，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爱民之君。如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攻下凤阳，焚毁明皇陵，崇祯帝假惺惺下诏罪己时，侍读倪元璐就指出：“陛下下罪己诏，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流寇志》，卷2，30页。崇祯帝虽表示赞成，却不做任何减免之事，反而陆续增加赋税。大顺军攻下太原，他在罪己诏中说：“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赉，加赋急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又皆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罄，田卒汙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皆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疬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9页；《明季北略》，卷20，446页。诏书中一连用了四个“朕之过”，认罪之心何其诚恳，然而，他自知百姓苦难之深后甚至连个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