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6页。诏书中一连用了四个“朕之过”，认罪之心何其诚恳，然而，他自知百姓苦难之深后甚至连个空头支票都没有开出，最后仍说：“念用兵征饷，无非得已”，要各直省地方官“多方劝谕”，继续搜刮无误。直到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已经攻城了，崇祯又下罪己诏中，才迟迟宣布“尽罢加派新旧饷”《流寇志》，卷9，145、156页。，此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崇祯帝除了加赋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其实办法还是有的。文秉在《烈皇小识》中称，清查积弊即可：
如光禄寺岁派无锡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岁用七百余石，则每年多存六百余石；浙直各府，岁派分给部堂翰林尚宝科道等衙门白米一万二千一百余石，岁用共八千余石，则每年多存四千余石；每年卫所运解漕粮入禄米仓者，五百余万石，除文武各官，支过俸米外，具蚕食其中者，则有营兵、卫军、衙役三蠹：营兵则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骧军勇神木黑口等厂，以中涓为三窟，岁縻饷三十万石矣。卫军则有造册之弊，今溢额者将及二万人，一军应支饷十二石，是岁耗米二十四万石矣。卫役则有卖票之弊，凡官锦衣者，虚领十余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岁耗米二三十万石矣。漕抚标兵五千，皆食江南粮，卫军领解，止行给八百里行粮，不应与解京者同给三千七百里行粮，此项厘剔，亦可省米三万石。更由此而推之，内府收贮香蜡灯草丝棉等项，额征银五万余两，年年委积无用，此项不可裁乎？蓟辽犒赏公费，重复支用，多至二十三万两，举一边而各边可知，此项不可节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价药料，一切不急之需，暂停一二年，可省金钱数十万，若能逐项清查以佐国用，将朝廷不苦于亏额，苍黎咸乐于更生。《烈皇小识》，卷7，188~189页。
封建统治者的本性使崇祯帝从来不肯从其自身及支持者们那里节俭，唯知诛求百姓而已。
抛开粮饷，在三大势力斗争的轻重缓急中，寻求出路的也大有人在。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于太原失守后联合奏请放弃宁远，召吴三桂统率的关宁铁骑入卫北京。而早在前一年职方郎中赵光挸龉匮膊焓币烟岢龇牌赝饽丁⑶巴臀蓝牵诟蟆拔狡胤羌啤保挥型狻３珈醯鄱酝跤兰热说淖嗍璨槐硖贸卵莺臀涸宓麓恚嵌艘膊惶峋咛灏旆ǎ炊云渌蟪妓担骸吧嫌屑保市衅浼疲露ǘ云厣蔽冶玻魏危俊闭獾挂彩鞘登椤Ｓ谑侵诔冀ㄒ槌珈醯壅傥馊鸬母盖孜庀逖芯看耸拢擅畹鼗乇芰嗽鹑巍�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3）
崇祯帝请教吴襄时，吴襄立即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为由坚决反对。
崇祯急忙表示：“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答：“臣揣贼据秦、晋，未必即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
崇祯帝苦笑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正色道：“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溃降，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朱仙镇之左帅（左良玉），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降贼，郏县之秦督（孙传庭），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秦人。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帝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叩头说：“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
崇祯帝再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答：“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近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帝好奇地说：“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吴襄解释道：“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
崇祯帝问：“需饷几何？”
吴襄答：“百万。”
崇祯帝大惊失色道：“何用多饷？”
吴襄则说：“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驱以同入，作何道安插。百万恐不足济，臣何敢妄言！”
崇祯帝只好以实相告：“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1~62页。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吴襄的这次谈话给崇祯帝以相当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没有离开北京南逃，其重要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吴三桂的关辽军队上。
中国古代帝王有难，要求地方相助叫“勤王”，所谓“求诸侯，莫如勤王”。崇祯帝否决了太子南迁之当天，即颁布了勤王令，号召各地明将率兵入卫京师。三月初三，封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升刘泽清职一级，加刘良佐等将领署一级；命督抚马士英等人予以实职。凡是掌握军队能就近赴京的将领统统被加官晋爵。
为了解决勤王军队的兵饷问题，崇祯帝下令设黄绫册，向百官募集捐助银。规定以3万为上等，熹宗后父太康伯张国纪捐输2万，进爵为侯，以下浙江人6000两，陕西人5000两，山东人4000两，各省都有固定数目。百官中响应者寥寥，仅魏藻德带头捐银500两。崇祯帝再向勋戚宦官求助，亲自派太监徐高传谕给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带个头，拿出5万或10万两银子来，周奎竟说没有。徐高哭着哀求仍不奏效，拂袖而去道：“皇亲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才勉强答应捐1万两。崇祯帝认为太不像话，要周奎至少拿出2万两，周奎便求女儿帮忙，周皇后为了自己的面子，从宫中凑了5000两送给周奎，周奎又匿下2000两。太监王之心，其富第一，旧称家贮现银30万两，只捐了1万两。百官、勋戚、太监合计共20万两。《流寇志》，卷9，151页；《甲申核真略》，12页。当大顺军入城追赃助饷时，太监王之心交出15万两，外戚周奎52万两。《甲申朝事小纪》上册，152页。最富的自然是皇家，大顺军入皇帝宫中，“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杨士聪：《甲申核真略》，34页。
崇祯帝在最后时刻，认为最可靠的唯有宦官。就在总兵官周遇吉在宁武关与大顺军激战时，十名宦官被派出各镇充当监军。其分工是：“宁、前，高起潜；天津、通、德、临、津，卢维宁；真定、保定，方正化；宣府，杜勋；顺德、彰德，王梦弼；大名、广平，闫思印；卫辉、怀庆，牛文炳；大同，杨茂林；蓟镇中协，李宗化；西协，张泽民。”这些常年生活于深宫中的宦官，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如今派他们前往各镇，凌驾于大将之上，只能瓦解军心。兵部尚书张缙彦以现今粮饷中断，士马亏折，督抚正危担欲卸之时，而骤添十员监军，不仅物力不足供应，且分散事权等理由反对，崇祯帝根本不听。《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5页。总兵官唐通受封定西伯，即率8000明军入京勤王，崇祯帝只给了他40两赏银，每兵另分摊5钱，而派宦官杜之秩做他的监军。唐通感到在崇祯帝的心目中，他堂堂总兵官竟不如一个奴才，便以众寡不敌为由，表示愿前住居庸关凭险御敌；而大顺军一到，他和杜之秩都投降了农民军。
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沿途虽遇明军望风而降，但战斗仍未间断。如三月十六日，大顺军进至昌平，焚明十二陵，总兵官李守即拼命抵抗，杀死大顺军数人，然后自刎。京师闻讯大为惊慌，时有五六万兵可守，还有宦官数千人，比之大顺军之众当然显得很少。特别是有些号称“勤王者”，实际是大顺军的先锋候骑。十七日中午，大顺军五六十骑弯弓贯矢，突至西直门，明守卒急发炮，大顺军及平民死伤数十人。继之大顺军大队前来接应，攻平则、彰义等门，明城外三大营溃降。大顺军利用所得之炮调转炮口攻城，轰声震地。明守城军中夹杂很多受雇的贫民，既乏训练，又缺粮充饥，全无战斗力，听到万炮齐发，天地震慑，人人惶急，莫知所措。襄城伯李国祯不顾宦官阻挡，得见崇祯，问：“守城事如何？”回答：“守城军不用命矣。”这时崇祯才完全依靠宦官了。
大顺军包围北京，关键时刻崇祯帝命令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成了守城总指挥。有人向崇祯帝推荐文武可用之臣，而崇祯帝当着宦官王之心的面，在御案上手书十二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然后擦去。《明季北略》，卷20，450页。宦官们因此更加骄横，大骂百官“平时窃富贵，今事急，而苦吾辈用力”。在大顺军攻至北京外城时，尽管宦官被委以守城重任，有的官员仍然关心地上城察看，却被太监用乱棒打回，只好坐视明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攻打益急，炮声益甚”。投降了李自成的宣府监军宦官杜勋竟入城宣称大顺军锋不可当，劝崇祯帝投降；又有昌平守陵宦官申芝秀“请逊位”，崇祯帝虽然没有答应，也仅怒叱这两个不忠之徒而已，杜勋被安然放走。当天夜里，宦官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放大顺军入城《小腆纪年附考》上册，92~94页。，李自成率大队人马疾驰而入北京外城。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4）
崇祯帝挽救明朝的努力失败了，又在自己的家中制造了一出悲剧。三月十八日夜，他听说大顺军已经入外城，不能入寝，呼兵，兵不在；呼将，将不应。忙同王承恩登上煤山，望见硝烟弥漫，知大势已去，回到乾清宫安排后事。他委任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太子，等太监把他的手谕送到内阁，群臣已作鸟兽散。崇祯帝回到宫中，逼周皇后自尽，召见太子和永王、定王，嘱咐三个儿子埋名隐姓，为他报仇。崇祯帝走进仁寿宫，看见15岁的长平公主正在痛哭，挥剑砍掉了长平公主的左臂，在昭仁殿杀死6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还到西宫手刃袁贵妃及遇到的妃嫔数人。《明季北略》，卷20，“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
崇祯帝的死也是不大光彩的。三月十八日下午，他曾召驸马巩永固和新乐侯刘文炳两人，“各率家丁，护从南行”，巩永固和刘文炳以从不蓄养家丁及家丁无用为由拒绝了。当夜制造了宫中的惨案之后，崇祯帝手持三眼枪，率领十几个手持斧头的太监骑马出东华门突围，至齐化门、安定门，均不得出。《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24页。眼看天亮，无奈返回宫中。他在宫中，亲自鸣钟召集百官，然无一至者。公平地说，崇祯帝说了很多与大明共存亡的话，却从未提到想活着投降农民军的。不甘心俯首就擒的心理驱使这位35岁的大明末代皇帝自己结束了生命。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1）
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李闯王进北京不属第一，也属第二。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翻天覆地的新鲜事。农民也能当皇帝，造反也能得天下，在一般人心目中总觉得不正常。而历史事实确实如此，并且就发生在1644年。
三月十九日午刻，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德胜门在京城的北面，关于李自成进城的路线和沿路的场面，历史多有记载。兹选一较详者录之如下：
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拥精骑百余，由得胜门入，转大明门，遂进紫金城。伪军师宋献策、伪内阁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骑从之。伪将刘宗敏、李牟，副将田化龙、李岩等，分将各兵。自成从西长安门入，弯弓仰天大笑，自恃百发百中，射长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间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内。宋献策姑慰之曰：“射在沟中，以淮为界。”其实为空虚之处，一旦成空，乃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门，顾盼自得。见“承天之门”四字，欲借以惑众，复弯弓指门榜，大声语诸贼曰：“我能为天下主，则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乐。牛金星趋进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监王德化率内员三百人，先迎于得胜门。参见《明季北略》，卷20，“李自成入北京内城”；《国榷》，卷100，6047页。
这个描述并不客观，但是李自成进北京的气魄毕竟反映出来了。如再进一步就这一记载中分析，从李自成进北京的第一步起，这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起义者就使人们思考着：他们能呆多久？李自成及其部下也在思考或力求回答，那就是划淮河为界、中分天下。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文献，只能让人们凭其行动判断了。
李自成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据说北京城破前，丞相牛金星专门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残暴百姓，且以辞职相要挟，李自成因此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刘尚友：《定思小纪》，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加强了对大顺军的纪律约束。当李自成进城时，特地拔箭去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宣布“兵入城，伤一人者斩”，以此作为军令。入城后，大顺兵政府于北京城内遍贴安民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虽然如此，还是发生了个别士兵骚扰市民的事件，“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流寇志》，卷10，161页。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万象更新。所作所为，千头万绪，其荦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