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受明朝统治过的事实，谕令一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清世祖实录》，卷5，3~4页。，取得了甘心剃发归顺的一定效果。
六月，多尔衮和诸王、贝勒、大臣们做出了顺治帝迁都北京的决策。他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前往盛京，向顺治帝和留守盛京的官员奏明迁都的原因称：“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清世祖实录》，卷5，16页。这最后一句不过是例行公文，那时的顺治帝还不具有“熟虑”的本领，建都燕京的决议是多尔衮定的，蒋良骐：《东华录》，卷4，64页。顺治做好搬家到北京的准备就是了。
顺治迁都，对稳定北京城内局势关系颇大。由于先前清军数次入关都以大肆掳掠一番回关外，故北京城中“讹传七八月间东迁”，尽管清政府一再宣布将以北京为都城，仍难以平息各种谣传。多尔衮提到当时北京城内的局势说：“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不足信也，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东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清世祖实录》，卷8，2页。事实是对谣言的最好答复，解决的办法就是定都北京，以此为建立统治全国的根本。
在大清国家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摄政王多尔衮认识到有必要向所有的官吏军民人等发布安民告示。为此，于七月初八制造了《清摄政王多尔衮安民令旨》的文告，现有实物仍在，其令旨全文为：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赋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自明季祸乱以来，刁风日兢，闾闫细故轻渎，间以越诉为等闲，以诬告为常事，教唆健讼，败俗伤财，予甚痛之。自今以往，嘉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不拘在京在外，事无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悉行宥免，如违旨兴讼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官司听受者并治。以后斗殴婚田小事，止就道府州县官听断归结，重大事情方赴抚按告理。在京仍投通状，听通政司查实转送刑部问拟。其五城御史有例应受理送问者，照旧送问。非系机密重情，不许入京越诉，倘奸棍讼师沿习恶俗陷害良民，定加等及坐，以挽挠风，至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肯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与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予哀尔百姓困穷，一害未除，恫瘝切体，徼天之灵，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按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凡境内贪官污吏加耗受赇等事，朝闻夕奏，不得少稽，若从前委理刑官查盘，委府州县访恶，纯是科索纸赎，搜取赃罚，名为除害，实以害民，今一切禁绝不行。州县仓库钱粮只许道府时时亲核，衙蠹豪恶只许告发重治，总不容假公济私，浚民肥己，有负朝廷惠养元元至意。庶几政平讼理家给人足，四方风物用慰予心，特谕。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原件藏辽宁省档案馆。此件全文与《清世祖实录》，卷6所载，文字颇多不同，总为缩写，看来此件为一张贴告示，大概制造很多，此件为其存留之一也。
这是一件重要文物，内容相当细致具体，当时这位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摆出一副令人颇感实在的关心姿态，对清朝建立稳固的统治起到巨大的作用。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从盛京启程，九月十八日到达通州，多尔衮率领诸王大臣前往接驾。次日，顺治帝自正阳门进入明宫。十月初一晨，顺治帝出城往天坛祭天，其祝文曰：“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清世祖实录》，卷9，4页。自此清王朝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多尔衮处理国家事务，除了听取清政权中汉军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张存仁等人的意见外，很注意对原明朝官员的招揽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大顺政权更明显地得到北方明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欢迎。
清军入城第二天，多尔衮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卷5，3页。部分明朝官员响应积极，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鳌永、金之俊等十余人到清政府报名，多尔衮立刻接见他们，用汉语对他们说：“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爝火录》上册，128页。多尔衮让这些人仍以原官职办事，其他对清政府有疑虑的前明官员都陆续前来报名。如故明山东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霸州道刘芳久，布政使司参议天津道孙肇兴，按察使司佥事通州道郑，按察使司副使怀隆道魏知微，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佥事易州道黄图安，“俱仍为原官”。故明太子太保、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以投诚总兵官高第为山海关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5，11页。上述官员多为地方官，就是说多尔衮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就把这些地方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了京畿地区的安全，其决策英明可见一斑。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4）
多尔衮制定了一个极为宽大的用人原则，他确定五月初二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赦免，给原明朝官员人人弃旧图新的平等机会，解决了明朝自崇祯末年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自立门户互相倾轧的官场积弊。多尔衮的态度十分明确，明朝官员，不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不论是投降大顺，还是抗拒过清朝，凡是五月初二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一律不再追究，只要乐于为清朝效力，统统欢迎。
反复申明大清的政策，反映了多尔衮求贤若渴的心情和气度。于是顺天巡抚宋权荐举明故蓟辽总督王永吉，井陉道方大猷，蓟州道杨毓楫，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户部侍郎叶廷桂。天津总督骆养性启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兵部侍郎李化熙，通政使王公弼。其他明朝官员无不趁此机会推荐亲朋故旧、门生幕客。
多尔衮的用人之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吸引一批，任用一批；任用一批，推荐一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据《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残册的记载，这一年的七月份，仅一个月之内，就有先一步出任吏部左侍郎的沈惟炳推荐出36人，户部左侍郎王鳌永推荐出的39人，兵部左侍郎刘余祐推荐的9人，对每个被推荐者均列出原来的官衔。多尔衮得奏，皆表示可以录用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用人之道，不但使清朝统治者得到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批人的任用，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在关内得以立足和实施统治。
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推行都不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顺天巡抚柳寅东从澄清吏治着想，对多尔衮的用人政策表示反对。他说：“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是所当亟清其源也。”多尔衮回答：“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清世祖实录》，卷5，18~19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柳寅东的意见。
多尔衮是深知“治天下全在得人”这个道理的。他曾说过：“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事实证明，多尔衮的“一概录用”、“宽大为治”的用人方针是颇有见解和非常成功的。其实他既深谙用人之道，就懂得“慎加选择”的重要性，更懂得在甲申年中国大动荡的岁月中，每个明朝官员也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多尔衮入京时，部分明朝官员随李自成西撤，部分趁乱逃到江南，处在观望犹豫的数量很多，马上投入清政权的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之地，“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清世祖实录》，卷5，6页。此语出自汉官祖可法等人之口，强调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是因为北京汇集的原明朝官员实际上是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代表人物，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对清政权的态度维系各地区人心所向，所以多尔衮才不遗余力地加以网罗。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奏折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落。”由于多尔衮招揽明朝官员的成功，出现了“东西响应，多士云合”的场面，他所在的吏部至有“人才不无壅积之虞”《清世祖实录》，卷13，5~6页。
当大批官员被清朝任命之后，多尔衮很注意鼓励他们为清政权统一全国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其聪明才能。原明大学士冯铨提出设立六科，其奏说：“今各部题奏，俱未知悉，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员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多尔衮见奏，即任命行人司行人向玉轩为吏科给事中，郝杰为户科给事中，知县孟明辅为礼科给事中，朱鼎蔳为工科给事中。《清世祖实录》，卷5，12~14页。明参将唐虞时表示愿亲赴南京招抚，并推荐他的儿女亲家陈洪范可担负招抚张献忠、左良玉之任，其子唐起龙可以招抚史可法部下将领。以后陈洪范被南明福王政权派来充当和谈使者，暗中投降了清朝，把江南内部虚实尽告清朝，促使多尔衮出兵江南灭亡了福王政权。顺天巡按柳寅东劝多尔衮“早定大计”，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他认为：“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大顺）。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受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清世祖实录》，卷5，19页。多尔衮用兵西北和东南，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计划部署的。
如前所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清世祖实录》，卷6，9页。，多尔衮也是很懂得这个养民之道的。他既知在明朝所有弊政中，广大贫苦百姓深受其害的，首推三饷加派，就及时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困扰广大贫困民众20余年的三饷加派问题至此基本得到解决。
养民与察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多尔衮尽管对明朝官员大肆包容，既往不咎；同时也强调他们必须痛改前非，为政清廉。他说：“明朝之败坏，俱由贪赎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自兹以后，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辙，各励清忠。”对于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的，多次公开阐明“贪官必诛”的重惩原则。如顺天巡按柳寅东认为对贪官鞭责处分过轻时，多尔衮立刻赞同，声明：“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根据当时处理贪官过严的问题主张要给予适当宽大，还上奏为贪官辩护说：“开国之初，宜从宽大。古称礼不下庶人，而刑不上大夫，明乎优臣工所以尊朝廷也。若名在卿贰之列，而束缚系绁，下同徒隶，罪止铢两之微，而性命鸿毛，弃如草芥，人孰肯以性命易功名。夫严刑不足以防奸，而宽大固可以得众。”多尔衮毫不让步，明确回答道：“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以后各官著用心砥砺，朝廷自有优礼。”以上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1，10~11页。由于在吏治问题上绝不妥协的方针，清初的吏治远比明末为好。
如果说，多尔衮在处理内政方面，主要是听取汉族官员的建议，实行择善而从的话；那么在巩固胜利，扩大占领区，消灭农民军和南明诸王政权方面，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清军统帅的高超的指挥艺术，抓住一个个有利时机，迅速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全国的胜利。
多尔衮进北京城时，派吴三桂马不停蹄地追击李自成部，自率清军致力于守卫京城和控制周围地区。李自成退至真定，连续发动反攻，都被吴三桂军打败，李自成本人中箭坠马，“掖之驰还营，创甚，卧民舍”。大顺军因主帅受伤，军无斗志，李自成“拔营西走，度故关，入山西”《流寇志》，卷13，196页。，对北京不再有任何威胁。多尔衮又派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李率奉前往天津，控制运河及海口。于是，“燕京迤北，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处，皆降”《清世祖实录》，卷5，9页。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5）
接着，多尔衮的目标是夺取原先为大顺军占领的河南、山东和山西地区。这一战略策略的高明之处是，既可以进一步打击主要对手李自成，又可以避免与南明福王政权发生冲突。多尔衮先派原明朝官员前往招抚，如原明井径道方大猷被委任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命令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以应袭恭顺侯吴惟华招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