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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的正月初一，标志着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过了277个年头，也是崇祯皇帝在位第17年的第一天。按惯例，明朝的元旦有大朝仪，同皇帝即位约略相仿，“晨贺昼会”《明史？礼志七》，卷53，1348页。，相当隆重。可是自从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如今已占领西安；辽东的清王朝更是异军突起，不但以辽东为基地实现了东北的统一，切断了京师左臂，而且绕道蒙古，进入内地，几度迫使京师戒严。面对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威胁，即使除夕之夜，崇祯皇帝又岂能安枕！正月初一，比往日都早，刚刚天亮，他就上朝了。当他来到皇极殿上，只见空荡荡的大殿，只有一名锦衣卫士立班。当时钟声已停止，这名锦衣卫士不等龙颜发怒，忙解释道：“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崇祯帝立刻谕令鸣钟，而且不要停歇，朝门大开，永不关闭，迎接来自京师东西二城的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元旦。结果沉闷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撞击着，声传数里之外，皇宫里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久无一人至者。于是崇祯帝乃欲先谒太庙，然后接受朝贺，呼驾銮舆。但是此举非同小可，驾舆马与立仗马约用上百匹，眼前竟无一马为备。幸亏有个小太监急中生智，将长安门外朝官们所乘的马全部牵来端门。将欲登辇，司礼太监奏称：天子乃万乘之尊，乘用外臣马匹谒太庙，对祖宗不敬，也恐马有不驯，生出意外，请求免劳此行。崇祯帝这又改为先受朝贺后拜太庙，再次登座以候。原来明朝的文武官员分东西二城居住，文臣寓西城，武臣寓东城，恰与朝班所列文在东、武在西相反。此日皇帝先至朝，龙颜正视，文武大臣不敢过中门，从长安门入者各寻方便，文武朝班大乱。接受朝贺后，崇祯帝谒太庙，六品官以下不应陪祭者，也因马掠而入。一连串的反常现象，给明王朝上上下下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奇异的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尽管年前腊月二十六已立春，燕京（今北京）的春天，刮点风不足为奇；然而不止此也，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又传来了闹地震的消息。占卜的结果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真是骇人听闻！
崇祯皇帝御极以来17年，虽所用文臣武将比他的先辈都多，但自己总有主意。此时他比别人忧虑更重，见刮大风，又闹地震，非常不放心，必要躬亲一问。他沐浴焚香，拜天默祷，口中念念有词：“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仙即降乩给了开始那篇文字的答复参见《明季北略》，卷2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明史纪事本末》，卷79等。崇祯皇帝见此回答，默不作语，满脸不高兴。其实这首诗说的全是社会现状：第一，明末贪官污吏的确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第二，社会动乱，十室九空；第三，黎民百姓，苦上加苦；第四，战争难免，休想太平。崇祯皇帝不爱听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不愿面对现实。
事虽如此，崇祯皇帝仍力求振作，便在朝贺礼后，召集内阁大臣陈演、蒋德璟、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兵部尚书张缙彦、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等，赐茶并商讨解决当前危机的对策。这一班文武重臣，为首的陈演“既庸且刻”；魏藻德凭一个好口才，被破格重用，超拜大学士入阁，“一无建白，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晋人李建泰“家富于资”《明史？陈演、魏藻德、李建泰传》，卷253。他们无论自己有钱无钱，此时异口同声提出：“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刻不容缓，所恃者皇上内帑耳。”崇祯帝沉默许久，难过地说：“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说完，大哭起来。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页，中华书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09页，辽沈书社。皇帝说了话，又流了眼泪，好像缺饷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崇祯皇帝向来疑心很重，他明知道逼他的人家资万贯，皆不愿佐国家之急，因此内帑即使有钱他也留了后手，何况他的聚敛之心似乎仍未收敛。明朝末年的政治坏就坏在有权的和有钱的只顾个人，不顾国家，最后落个国破家亡。如这时曾出入过禁闼的宋起凤在其所著《稗说》中称，崇祯末年外饷告匮，而内库甲乙十余库内，不只黄金、白银帑币而已，尚有诸多其他宝物。检查账面上固然只见黄金一万余两，白银数万两，可是旧库地坎中竟藏有无数黄白大锭，每锭重三四百金。有人感叹道：“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宋起凤：《稗说》，卷4，见《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112页。很多人不理解此事，连提供这项资料的宋起凤也认为这是从崇祯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崇祯本人不大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有过一位还是著名的明君，即隋文帝，就在他统治下的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人多饥乏，而仓库盈溢，竟不许赈济，乃令百姓逐粮。唐太宗耻笑他说：“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贞观政要》，卷8，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崇祯帝时内帑匮乏，的确不像他说的那么困难，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实不亚于隋文帝。最高统治者及其宠臣们刻薄至极！崇祯帝转移方向求救，下了一道谕令给兵部：“凡罪废武职及草泽义勇，有励志杀贼者，予上赏。”《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09页，辽沈书社。
1644年古都西安的阴历正月初一，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西安位于关中适中之地，周围不仅有沃野千里，又据百二河山之险，周秦以来一个个赫赫帝国由此勃兴。如今经过十几年浴血奋战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成为这里新的主人，心情极为激动。他本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双泉里农民李守忠之二子，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606年9月22日），原名李鸿基李自成出生年月日据《明季北略》，卷5，无名氏批注；出生地据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3页。李自成小的时候并不起眼，后来领导最底层的农民起义，有人骂他是“破军星”托生的此说见《明史？李自成传》，卷309，其荒谬在记载上即显而易见，如谓李自成父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其实自成本已有兄，他的父亲不可能以无子而祷神。他念过几天书，也曾出家为僧，并为姬（或艾）姓地主放过羊。十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他不得已向姬姓地主借贷，因过期无力偿还，竟被狠心的老财痛笞一顿，套上枷锁，在烈日之下游街示众。郑廉：《豫变纪略》，卷3，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自成历尽磨难，绝不少屈，为了报仇雪恨，刻苦习武。一次，他和侄儿李过等人到关帝庙欲仿桃园故事结义，恰巧庙中有个重73斤的铁制香炉，李自成提议比试一下臂力，别人两只手都举不起，自成用单臂举起，绕殿走了两圈，同伴们为之折服。李自成兴之所至，豪言说道：“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加上三天前曾梦见
天鼓已鸣正月初一见预兆（2）
一位大将军呼他“李自成”，遂改名李自成《明季北略》，卷5，“李自成起”。从那时起，他就萌发了推翻明王朝黑暗统治的思想。
崇祯二年（1629年），23岁的李自成参加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在这以前，李自成为生活所迫，先到银川驿站当马夫，后至甘肃当边兵。因为他作战勇敢长于骑射，在参将王国部下任队长，“辖兵五十”。是年十月，清兵入大安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甘肃边兵奉命勤王。参将王国率部下途经金县，士兵哗变，李自成率兵缚金县令索饷，“道遇王参将，刺杀之，率所部叛”李天根：《爝火录》上册，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一说李自成参加农民起义实在崇祯三年（1630年），见《李自成纪年附考》，31~32页。
李自成投入闯王高迎祥军中，最初称“闯将”，高迎祥牺牲后，为部众推为“闯王”。李自成作战勇敢顽强，生活艰苦朴素，为人虚己待下，在他身边结成了以武将刘宗敏、李过、田见秀，谋士牛金星、顾君恩、李岩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李自成部起义军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击败了战斗力较强的明将左良玉、孙传庭等人的军队，攻下洛阳、开封、襄阳、荆州等重要城市，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天占领西安，控制了陕西全境和甘肃、青海部分地区。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苦战十多年的农民军迎来了不平凡的盛大节日。李自成宣布于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颁布所制“甲申历”。李自成大封功臣，以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阁大学士，不称六部，而设六政府，各有尚书，宋企郊为吏政府尚书，陆之祺为户政府尚书，巩焴为礼政府尚书，张璘然为兵政府尚书，安兴民为刑政府尚书，李振声为工政府尚书。“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子、男。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黄，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英侯张鼎，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鼎等。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桃源伯白广恩，武阳伯李佐，文水伯陈永福等。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09页，辽沈书社；又见《爝火录》上册，11页。大顺国家有步兵40万，马兵60万，对明朝已成泰山压顶之势。这天，李自成改名为李自晟，表明他对大顺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山海关外盛京城（今辽宁省沈阳市）的大年初一，既不同于北京城的悲悲戚戚，也有别于西安城的兴高采烈，笼罩全城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因为这天是未满六岁的顺治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个新年。
清王朝内部刚刚渡过一场权力危机。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智勇双全且又正当盛年的清太宗皇太极暴死，时年52岁。他的去世在满洲贵族中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由于皇太极没有指定接班人，满洲贵族们必须推举新皇帝。当时比较适合的人选有两个人，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另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豪格英勇善战，天命年间已被封为贝勒，天聪时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初又被封为肃亲王，虽说是多尔衮的晚辈，但实际年龄比这位叔叔还大三岁。多尔衮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政治威望高于豪格；而且据说努尔哈赤死时曾经安排多尔衮继位，但因年幼，被能力和声望都高于他的皇太极夺去《清史列传？多尔衮传》载：多尔衮死后清算其罪状之一是称皇太极即位“原系夺主”；此说又见蒋良骐：《东华录》，卷6，“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之诏”。十几年后，皇太极去世而又没有指定继承人，这等于给了多尔衮一次夺回皇位的机会。所以多尔衮积极活动，他先找两黄旗代表内大臣索尼征求皇位继承意见，索尼主张：“先帝（皇太极）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所非知也。”次日，八旗贝勒大臣在崇政殿讨论时，索尼又和两黄旗将领率巴牙喇兵包围宫殿，索尼和鄂拜两人进入殿中，“言立皇子”《清史稿？索尼传》，卷249。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幕后活动，多尔衮和豪格两败俱伤，结果采取折中方案，立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六岁的小皇帝福临很早就动身前往堂子行礼，然后回宫接受朝贺。清王朝的八旗王公、文武大臣齐集殿下跪拜，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等满洲王公；有范文程、洪承畴、孟乔芳、张存仁、祖泽远、李率泰等汉军将领。同时朝贺的还有朝鲜国王李倧派来的使臣、外藩蒙古王公以及远在大漠以北的阿禄喀尔喀使者。朝贺完毕，盛京皇宫里大摆宴席，款待王公大臣及远方宾客。
仪式结束，小皇帝还宫，多尔衮等人开始处理朝政。多尔衮向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提出：当年攻取朝鲜江华岛时，对朝鲜国王之妻有不杀之恩，因此经常得到朝鲜国王公馈赠，今天身为辅政，“谊无私交”，并向众人提出“此等馈遗，永行禁止”，得到诸王大臣们的一致同意《清世祖实录》，卷3，2~3页。这件小事有着极重大的意义，证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在皇位更迭国君年幼的重大时刻，能够摒弃私利共谋朝廷大计，为以后举国一致挺进中原提供了保障。这和那些只靠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花的明末君臣们不啻是天壤之别。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1）
历史学家早已得出结论：明之亡自神宗始。说见《明史》，原文曰：“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曼。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史？神宗本纪二》，卷21。
的确，明神宗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仅仅是个刚到十岁的孩子，一切大权操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可以说那是张氏的天下。
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把天下（国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黄宗羲为此而作《原君》，大张挞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