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写给妻子的遗书说：
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
史可法给史德威遗书说：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复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早从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绝笔。《史可法集》，110~111页。
史可法的遗书确乎令人感动，并从中反映出此时他已经认识到清兵的意图和势不可挡的威力。但是从史可法写遗书至殉难，他还是极力在扬州布防和主持抵抗，只是力不从心，而且在战略策略上也不无失误之处，所以形势急转直下。当天多铎派降将李遇春说降，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痛骂李遇春负国背恩。李遇春反唇相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听了大怒，其实这话也算说到了痛处。多铎仍不放弃劝降，复使乡民持书至濠边，史可法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派健卒杀死来人，连其招降书一起投入水中。多铎欲生擒史可法，令诸军近城勿攻，同时派人持书到史可法面前，史可法连看都不看就下令快点烧了。二十日，清军兵临城下，仍希望史可法以城降，为此一天发来五封书信，史可法一封未打开。越招降，越坚定。二十一日，甘肃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率所部4000人至，令梁以樟并礼贤馆诸生俱入城守卫。第二天，李、高动摇，欲劫持史可法降清，史可法自己决心死在这里，却说“汝等欲富贵，可自图”。当天深夜，二人斩关拔营而去，把护饷的将军胡韩也带出去降清了。史可法生怕内变，听之任之，这就削弱了守城的力量，与他要达到的目的相矛盾。清兵在扬州城下顿兵数日，因为大炮未至。此时史可法本应抓紧机会加强防守，而内部的矛盾不仅贻误了战机和时间，守御力量也逐渐削弱了。二十四日，清兵运来大炮，试发一弹，飞至府堂，就使满城惶恐。二十五日，形势更为严峻，史可法料到末日来临，谕示居民做好应付大变的准备，其中说到“一人当之，不累百姓”，闻者皆感动流泪。清兵四面环攻，最激烈的是西北角，史可法居西城楼首当其冲。多铎因为招降不成，愤怒进攻，交战最为激烈。城破，史可法自杀，身边二将抱持之，血溅衣袂未断气，拥之下城，将出小东门，而东门亦破，折而走南门，追兵已至。史可法问前驱者为谁，当告知是多铎时，史可法顿时一跃，说：“吾得骂敌而死，足矣！”于是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清兵大惊，有个名叫张鹰的将史可法执赴南楼城上见多铎。多铎找个认识史可法的将领确认无疑，史可法自己还表示：“吾出将以明白死，何云伪耶？”多铎肃然起敬，待史可法以宾礼。然后便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多铎主动地说：
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4）
史可法怒而回答：
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王于地下。《史可法外传》；又可参见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多铎继续用洪承畴为例劝降，史可法反把洪氏斥为“不忠甚矣，我岂肯效之”。多铎见屡次劝降无效，便拔刀杀了史可法。历史上对史可法殉难前的记载极详，以见其壮烈。清兵又在扬州城残酷地大杀七天，以报复扬州军民的抵抗。
清军屠城后的扬州，到处都是尸体，加上天热蒸发，史可法的尸体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的衣冠葬于扬州城郊的梅花岭上，寄托无尽的哀思。
史可法的死唤起了更多的人们起来反抗残暴的清军，四方豪杰起兵，“多假其名号以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明史？史可法传》，卷274。
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读到史可法的事迹，大为感动。他派人从内阁大库找到史可法致多尔衮的回信，一读再读，不忍释手，认为字里行间体现了史可法对明朝的一片赤诚，且对清朝无不逊之词，因此下令刊刻。乾隆还亲自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
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不可慎君纲。
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
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绩表维扬。史可法被谥“忠正”两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43，“题史可法像”。诗中“两芳名”，即指“忠正”而言。
史可法在其死后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誉，大概原因就在于1644年这一年：一、他得到了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他的一封信和他给多尔衮的回信，以有这两封著名的信而提高了他个人的威望；二、在福王政权建立过程中，史可法坚持正义，与以马士英为首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尽管他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却唤起世人的更大同情，受到广泛的尊敬；三、死的非常悲壮，特别是为守卫扬州而死，与清兵势不两立，拒绝一次次劝降，在当时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气节。
但是史可法最珍视的这个气节，很快就失去了光泽。因为他无限忠诚的明王朝不存在了，表彰他的正是他根本不承认的大清皇帝。尤其是有的书上记载，在史可法殉难的最后一刻，有个降将叫杨遇蕃曾劝他“忍须臾死，以救百姓”，史可法不但不听劝说，反而也把杨遇蕃大骂一通。就是说，史可法为了实现他的忠君气节，宁可不管百姓死活。如何评价他的思想和行动，还应进一步研究。
风云人物苦斗四川的张献忠（1）
张献忠是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所差的就是张献忠并不是和李自成共同领导一支起义军，而且在推翻明朝封建统治的作用上，也不能相比。但是张献忠仍是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风云人物。是年春天，李自成率大顺军从西安攻向北京，他则率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转入四川，坚持苦斗。
起义有因。张献忠，陕西肤施县（今陕西省延安市）人张献忠籍贯有各种记载，《明史？张献忠传》谓为“延安卫柳树涧人”；《石匮书后集》则谓为“榆林人”；《怀陵流寇始终录》称其为“米脂贼”等。，与李自成同年（1606年）生。他长身虎颔，面微黄，外号“黄虎”《明史？张献忠传》，卷309。，小时读过书，充当过边兵，立有战功，家境也较为富裕。传说邻居向其家借贷，没答应而挟恨告官；又因年饥岁荒，张氏族人被绑票勒索钱财，而有人却诬陷他家勾结强盗，张献忠遭到县官拘捕审讯。事后他气愤地说：“资财得之战阵，身命搏之，未尝有负于人。族人被卤，我何知？逼迫若此，是驱虎入山也。”阙名：《纪事略》，33页，中华书局，1959。此证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压迫驱使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洪流中。
自称“八大王”。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于米脂十八寨聚众起义，并首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是时延长人孙可望，延安人刘文秀，米脂人李定国，绥德人艾能奇、冯双礼，吴堡人白文选，葭州人王自奇、王复臣，固原人王尚礼，徽州人窦名望等，各率部卒及眷族往附献忠，接踵继至。献忠羽翼日增，遂乘胜攻克太宁、隰州。”《流寇志》，卷14，227页。在各支义军中，张献忠兵力最强，自号“八大王”。他本人当过多年边兵，富有作战经验，遇险善走，去来如飞，官军追之不能及。陕北农民起义爆发后，义军曾先后拥戴王嘉胤、王左挂、王自用、高迎祥等人为领袖，实际上互不统属，各行其是，“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明史？张献忠传》，卷309。“贼”乃是封建文人对农民军的诬称，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各支义军领袖与官军的战斗中逐渐认识到联合作战的重要性。
崇祯八年（1635年），13支农民军领袖聚会荥阳，确立了统一抵抗官军的战略方针目前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荥阳大会之说失实，此依《明史》，确否待详考。根据会上所做的决定，张献忠和高迎祥两支义军向东部发动攻势。这时李自成还隶属高迎祥部下，其声望远在张献忠之下。张献忠与高迎祥两人率义军连破固始、霍邱、寿州、颍州等地，攻陷明朝的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之后，高迎祥西趋归德，与义军曹操、过天星等部会合，进入陕西，而张献忠则谋求继续向东发展。张献忠率义军攻克庐江、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被应天巡抚张国维狙击，然后转战英山、霍山，取道麻城，会合义军马守应部一道进入关中，与高迎祥会师凤翔。
由于义军声势日大，崇祯帝调总兵祖宽率精锐的关辽兵3000围剿义军，专门追杀张献忠部。崇祯八年（1635年）秋天，祖宽先于葛家庄击败张献忠，又于河南嵩县九皋山设伏再败义军。张献忠撤至汝州圪料镇，与祖宽的军队发生遭遇战，复被强悍的关辽兵击败，“伏尸二十余里”。张献忠不胜愤恨，继与高迎祥、李自成联兵同祖宽军激战于龙门、白沙地方，把祖宽军拦腰截断，关辽兵毕竟久经战场，训练有素，再次打败义军。《明史？祖宽传》，卷273。在这种情况下，各支义军采取分散作战方针，高迎祥、李自成退入陕西，马守应、罗汝才部转移郧阳、商、洛山中，张献忠也率部隐蔽于深山之中。
明朝用辽东边兵镇压关内义军。因其强悍，又无亲戚瓜葛，颇为得力。但崇祯九年（1636年）秋天，清军发动攻势，明督师卢象升率官军撤回，保卫京畿地区，义军再次活跃起来。张献忠率部自均州攻打应城时，采取诱敌之计，故意派老弱义军前往攻城，守城官军果然出城迎战，义军按计划放弃辎重逃跑，官军争抢财物，张献忠率骑兵飞速赶到，将官军全部杀死，趁势攻入城中。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会集罗汝才、马守应、闯塌天等义军，顺流东下，与长江北岸贺一龙、贺锦部共同进军准、扬地区。明朝应天巡抚张国维专门“选才武良家子”组成一军，被张献忠包围在酆家店，杀死明参将程龙、潘大可，游击陈于王，把总詹兆鹏、王希韩、陆王猷，百户王宏猷，武举莫显骅、唐世龙，千总王定远、周嘉，抚标张全斌、俞文夔、顾应宗、蒋达、潘象谦、李靖等40余名军官，义军声势复振。明政府调牟文绶及刘良佐率官军近万人来援，张献忠转战至湖广地区。
谷城之降。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让义军装扮成官军偷袭南阳，不料到达南关，恰巧明总兵左良玉军至，“疑而召之”。张献忠仓皇撤退，左良玉穷追不舍，张献忠身中两箭，又被左良玉挥刀砍伤面部，幸亏孙可望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张献忠残部一昼夜行700里，于正月初九夜攻陷谷城。当时明督师杨嗣昌制定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义军损失很大，兵部尚书熊文灿负责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对义军采取招降政策，于通都大邑广为张贴招降告示，又将乡民迁移城中，实行坚壁清野。义军得不到粮食，难以坚持，闯塌天、刘国能降于随州，马士秀、杜应金降于信阳。在谷城的张献忠听说于他有救命之恩的总兵陈洪范现为熊文灿部将，“遣孙可望以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珠二，因（陈）洪范贿（熊）文灿以乞降，文灿许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8页；又《流寇志》，卷3，50页；王夫之：《永历实录？李定国传》，卷14。“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勍”，这里反映出张献忠在各支义军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于谷城投降熊文灿后，确实影响极大，罗汝才、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部义军“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于潼关原大败闯王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仅率18骑潜入商、洛山中。明政府以为起义军从此“扑剪殆尽”《明史？张献忠传》，卷309。，因而有恃无恐，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而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关外的清王朝。
重举义旗。张献忠投降熊文灿后，请求将家属安置郧西，自率部队驻扎白沙界山，宣称能保证郧、襄、荆、承地区数百里无任何义军，又要求把襄阳地区全部作为他的驻地，发给十万人的兵饷。熊文灿不敢答应，只向朝廷为张献忠申请两万人的兵饷。张献忠便在谷城设立关卡，自行征税。他表面上对地方官员拜跪有礼，并向他们大量行贿，甚至派人到朝廷馈赠权贵。但是张献忠“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215页。，完全不受熊文灿派来的监军张大经的任何约束，“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小腆纪年附考》上册，41页。，日夜训练军队，“朝野知献忠必叛也”《明史？熊文灿传》，卷260。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张献忠杀谷城知县阮之钿，发动城中百姓拆毁城墙，重新高举反抗明王朝的义旗。张献忠率义军离开谷城之前，下令把接受义军财物的明朝大小官员的名字，受贿时间和数量统统写在墙上，在这个名单上只有襄阳道王瑞旃因拒绝钱物免于列名。可见腐败的明朝统治下贪官污吏遍布国中，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义军向西攻打房县，得到罗汝才的响应，杀死知县郝景春，早先一度投降的13家农民军，除王光恩一人外，全部投向张献忠。明政府忙调左良玉统率官军前来围剿，张献忠于罗猴山中设伏，大败官军，杀其前锋将领罗岱，左良玉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十余万，士兵死亡万人。张献忠乘胜攻打兴山、太平，屯兵陕西、四川交界处。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