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褐蚁椭病！ �
魏忠贤窃国专权，遭到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揭露他犯有揽权营私、排斥异己、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24条大罪。疏中字字皆实，魏忠贤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辞职，而客氏在旁边巧妙地为他开脱。糊涂的明熹宗认为只有魏忠贤和客氏对己忠心耿耿，第二天传旨严厉斥责杨涟。魏忠贤从此更加猖狂，他与大学士顾秉谦等人狼狈为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先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不久又借故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严刑拷打，使其惨死狱中。《明史？杨涟、左光斗等传》，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贤大权独揽，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甘心受他摆布的宦官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简言之，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即甘当他的爪牙亦不以为耻。魏忠贤出行时，高车驷马，铙鼓鸣道，随从上万人，所过之处，文武百官们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3）
奸邪当道，社会危机必然加深。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在抵御来自辽东的后金进攻中，明朝连吃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全部被后金占领。次年，努尔哈赤又率兵攻下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由于明宁前参政袁崇焕率军顽强抵抗，八旗兵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这是明朝在辽东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然而前线指挥官袁崇焕不过升为佥都御史，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肃宁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极再次率八旗兵进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沉着应战，明军上下一心，使皇太极大挫而返，明朝称此役为“宁锦大捷”《明史？袁崇焕传》，卷259。事后论功封赏，明廷上下都把此功归于魏忠贤，文武加官晋爵者达数百人，连魏忠贤的重孙魏鹏翼都被封为安平伯，而袁崇焕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罢官还乡。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23岁，临终前还嘱咐大臣们说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明史？熹宗本纪》，卷22。熹宗荒淫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崇祯帝17岁登极，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刚一即位的确烧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第二，起用干练人才，如在辽东为抵御后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不久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也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三，勤于政事，提高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尤为令人感动。一次崇祯帝在便殿阅视章奏，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动，立即责问近侍味从何来，近侍回答称此是宫中旧方，他马上命令毁掉，不准进呈，并叹息：“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原来崇祯初立时，魏忠贤就想将其引向邪路，先是见皇帝勤于政事，急派小太监在殿角烧此香，使其欲心顿起，被发现，命去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故意向皇帝呈进最美的“国色”四人，崇祯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暂时留了下来，待入宫搜身，别无他物，只在带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触之，魂即为之所迷，号“迷魂香”，也被精明的崇祯帝发现并制止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闻香心动”。
因为崇祯帝有些作为胜于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长，时人及后人有的便觉得明朝不该亡在他的任上，或对他成为亡国之君，不得善终，深为惋惜。可是历史没有按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变，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明朝在崇祯帝时灭亡，绝非偶然，它也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即崇祯帝个人尚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决策上的失误。《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有吴殳撰写的《流贼亡明节目》，就崇祯一朝从开始到灭亡，以及在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的失误，罗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从内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为崇祯帝之失，如“好从也，恶出也，自圣也，欲速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1~6页。其实综合观之，都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有关系。明之亡，崇祯帝难辞其咎。向来流传一个说法，谓明之亡，与皇帝无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说，实不能成立，何况此说原本出于崇祯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缢之前仍坚持“皆诸臣之误朕”，即他登极之后，很快就把一些决策失误推到臣下头上。他的“自圣”达于极点。历史上评论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流贼传》，卷309。在这位专制的封建君主那里，他曾经一度反对过的弊政，在他那里没过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现。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祯帝）诛锄魏党之后，君明而将相无才，御寇无术。兼以贪懦成风，诞谩相习，封疆之外，以欺罔为故套；朝端之上，以调停为忠厚。赋敛屡加，黔黎涂炭，上下相蒙，养成顽钝之世界。以致烽烟万里，闾里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3页。
在与后金的争战上，崇祯帝也表现出绝非清太宗皇太极的对手。明显的失误是上当受骗，冤杀袁崇焕。在明末的将领中，袁崇焕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与战略家，“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失守后，熊廷弼、王化贞从前线逃归，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焕独“攘臂请行”，监军山海。他被任命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经略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到宁远，“内附军民，外饬边备”，把宁远城变成了关外重镇，“商贾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进一步收复已放弃的锦州、右屯等地，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辽西防线。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关外明军两次挫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进攻，粉碎了八旗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在明朝危难之际，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却因不阿附阉党魏忠贤，而被诬指“不救锦州为暮气”，先是论功行赏仅增一秩，随后又被罢官。崇祯即位，袁崇焕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很受重视。袁崇焕踌躇满志入都奏陈兵事，新君召见平台，问他战守方略，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又回答：“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以上所引，均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就当时明与后金的斗争来看，袁氏的策略无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报过，当然君臣两相知，没有秘密。岂料袁崇焕在实际行动中引起了麻烦，已同意和议的崇祯帝来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坚决反对和议的了。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这件事暴露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缘无故地倒向被他打败的对手，皇太极又何必千里迢迢绕道入关，如此高度的机密如何让一个被俘的太监偷听而又能从容地跑回宫中报信，崇祯帝自毁长城。后来《明史》的作者在评论此事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由于袁崇焕在狱中写信给辽东总兵祖大寿等部下，靠他个人的威望说服关外明军忠于明朝，才稳住宁、锦战线，推迟了清兵入关的时间。
明末的农民起义，完全是以明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引起的。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燿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文秉：《烈皇小识》，40页，上海书店。王二率领愤怒的群众冲进县城，杀死张燿采，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人纷纷揭竿而起，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参加其中。起义初起时，参加者主要是没有饭吃、不造反就得饿死的饥民，诚如御史王道直所说：“盗起于饥”，他建议崇祯帝“请益发兵饷银买米，一从保德州河路，一从雒宜陆路，赈延绥，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那时崇祯帝如果肯稍作让步，拿出几十万银两买米赈济饥民，平息起义诚属易事，然而这个建议却被他拒绝了。《怀陵流寇始终录》，卷3，11页。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4）
崇祯帝自恃官军兵多粮足，坚决与人民为敌，采取剿杀政策。然而事与愿违，农民军越剿越多。崇祯不肯花几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而宁愿向人民加派剿饷330余万，练饷730余万，加上辽饷900万《明史？食货二》，卷78。，合计为2000余万。是崇祯本人把广大农民逼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所以尽管农民起义几次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原遇伏，仅率18骑突围而出，次年重举义旗，又被明军困在巴西鱼腹山中，甚至想自杀，但都能转危为安，越战越强。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口号，以取消三饷加派动员群众，更加势不可挡。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并为其出主意争取群众之书颇多，然最为详细者莫如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第二年，李自成军攻下洛阳以后，取得战略优势，崇祯帝越发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末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最严重的是掌握统治大权的人不想去解决这些矛盾。兹不妨摘录历史上对此论述较为深刻的二人之见，一为《寇事编年》（即《怀陵流寇始终录》）序言的作者潘耒，他说：
有明中叶，如武宗之败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于怀宗。边患如土木之蒙尘，佞幸如彬、宁之乱政，奄寺如振、瑾、忠贤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于流寇。怀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办之贼，而日蔓月滋，举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岂一机一策之失哉！其所由来者渐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于守令贪残。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抚字，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胜诛求，则群起而为贼，贼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驱之者也。一由于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抚监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视为不足平，及其方张，则争言招抚，曰姑抚之而修我戎备。一就抚，则恬然无事而不为之虞。间有才能练达者，又意见不协，文法拘牵，莫克奏功。一由于武臣骄蹇。三百年来，武途积轻，文臣率奴隶视之，一旦有事，以为迫而用我。其庸驽者既选软畏缩，即知兵任战者，亦养寇自封。督责之急，不得已力斗取一捷，即高垒自便，策调不前。三者皆寇之资也。而其根本，则在于朝臣植党而营私，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人之媚己者亲之，异己者憎之，所亲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问其能胜任与否，惟用以快恩仇。主上用一能臣，则群而咻之，商一良策，则比而挠之，遂使明作有为之主，宵旰焦劳于上，而愈理愈纷，愈扑愈炽，卒至国亡身殉而后已。故曰：“去河北贼易，去中朝朋党难。”痼疾成者不可疗，木心蠹者不可扶，岂非百世之炯鉴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原文，1~2页。
另一人为《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他在叙述崇祯以来没有过“乐岁”时说，“天变于上，民怨于下，盗贼满野，人在汤火中”，令人奇怪的是身居高位和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悲愤地写道：
以励精求治之君，遇板荡之运，妇虽巧，无米难炊。帝至是亦不过咨嗟太息而已，真令人气寒而目瞠也。盖国之将亡，人心先死。一时士大夫虽从科目中出身，而胸中曾不若卒伍，口读圣贤之书，目不识仁义忠孝为何等字！虽坐堂皇，虽袭冠带，而所日夜营营者，不过门户、功名两事耳，百姓与我何关乎？此所谓虎狼而簪裾者也。前车覆而后车不戒，此辈尚可问其末路乎！郑廉：《豫变纪略》，卷3，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应当指出，明朝末年不是绝对没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和有识之士。有，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没有形成足以影响社会进程的势力或集团。如徐光启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提出“富国强兵”的积极�